基本案情
2004年，某村黨支部書記張某、村委會主任王某、村委會會計趙某等村兩委班子成員在得知上級要撥給本村2萬元挖坑塘的專項資金后，在一起商議決定，因村集體比較窮，為節約開支暫時先動員需要用土的村民到坑塘取土，村集體不給取土村民支付費用，等村民取完土后，再由本村村民高某某對坑塘進行修整，村集體到時支付給高某某500元補助。2004年7月，張某與王某到鄉財政所領取了縣財政局撥來的2萬元挖坑塘的費用，該款除支付給修整坑塘的高某某500元補助外，剩余的19500元全部用于村集體的其他日常支出。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該村兩委會的行為是一種挪用公款的行為，應適用《處分條例》第94條。
第二種意見認為，該村兩委會的行為違反了《處分條例》第100條的規定，是一種挪用專項資金的行為，應追究負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中的共產黨員的責任。
第三種意見認為，該村兩委會的行為違反了《處分條例》第112條的規定，屬于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行為。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若按照比照處理的原則，筆者認為該案依照第二種意見處理比較恰當。但在比照處理未獲批準以前，該案適用《處分條例》第100條挪用專項資金行為顯然不合適。
就主體而言，村委會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屬于《處分條例》第100條規定的主體，即“國家機關、國家撥給經費的團體和事業單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救災等7項管理工作時，以國家工作人員論。雖然此解釋僅就村委會組成人員進行了規定，未直接涉及村委會本身的主體問題，但從邏輯上說，在行使職責上，單位主體與個人主體往往是連為一體、無法分開的，單位行使的職責與個人行使的職責實質上是一致的。因此，參考立法解釋精神，可以認定村委會在從事上述7項管理工作時，應具備等同于國家機關、國家撥給經費的團體和事業單位的主體身份。
《公安部關于村民委員會可否構成單位犯罪主體問題的批復》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因此，對以村民委員會名義實施犯罪的，不應以單位犯罪論，可以依法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鑒于目前該批復仍具有法律效力，在實踐中村委會成員將專項資金挪作公用的案例司法界普遍不予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是以挪用特定款物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
《處分條例》第29條規定“對于本條例沒有規定但危害黨、國家和人民利益，確需追究黨紀責任的違紀行為，比照分則中最相類似的條款處理”的規定，黨紀處理可以比照處理，這與《刑法》的規定是不同的。因此，該案可適用比照處理程序。
從客體來說，該村委會侵犯了國家財經管理制度中專款專用的制度，挪用的對象是專項資金。從主觀方面和客觀表現形式來看，張某等人應該是明知該款屬專項資金，而經集體討論決定故意挪作他用。因此該案符合挪用專項資金行為的違紀構成，應依法追究村委會中負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違紀責任，但鑒于主體的不適格，應按照《處分條例》第29條的規定向上級有關部門提請比照處理。因而，在比照處理未獲批準以前，該案不能適用《處分條例》第100條的規定。
（二）在比照處理未獲批準以前，筆者認為依照第三種意見處理比較妥當。
《處分條例》第112條是挪用專項資金行為所在的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類行為的兜底條款，四個構成要素為：主體為一般主體，本案中的主體身份恰好符合這一要求；侵犯的客體是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在客觀方面必須具有違反其他社會主義經濟法規的行為；主觀上主要是故意，也不排除個別由過失構成。由此可見，本案中錯誤行為均符合《處分條例》第112條的四個構成要素的要求。鑒于上述分析，在比照處理未獲批準以前，筆者考慮該案適用《處分條例》第112條處理比較穩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