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依規開展巡視工作
——《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系列解讀之四
2013年5月27日，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江西。
聽取專題匯報、進行個別談話、受理來信來訪……很快，各項工作便緊鑼密鼓地展開。鮮為人知的是，受中央委托，第八巡視組還肩負著一項特殊的使命——在江西進行試點，全面抽查核實被巡視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情況。
有的領導干部不如實報告子女經商辦企業情況，有的不如實報告家庭房產情況……隨著抽查工作的推進，一個個問題線索進入巡視組的視野。時任副省長姚木根申報2套房產，卻被核實出12套，購房資金與其收入明顯不符；同時，其妻身為國家工作人員長期炒股，本金數額巨大，與收入明顯不符，卻未申報。很快，姚木根的問題線索被移交中央紀委。
方式得當，事半功倍。巡視組要想當好“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蒼蠅”，工作方式的改進創新至關重要。
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順應形勢任務需要，從有利于發現問題、形成震懾出發，將黨的十八大以來一些行之有效的創新做法吸收進來，增加了“抽查核實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情況”、“向有關知情人詢問情況”、“開展專項檢查”等方式，以及“派出巡視組的黨組織批準的其他方式”。
《條例》修訂工作組成員、中央巡視辦副主任張本平告訴記者：“工作方式的改進，進一步拓寬了巡視發現問題的途徑，讓巡視這把利劍愈加鋒利。”
2015年6月19日，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巡視組發現其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線索的關鍵，正是《條例》新規定的“以適當方式到被巡視地區（單位）的下屬地方、單位或者部門了解情況”。
2013年5月至7月，江西南昌，在此巡視的中央第八巡視組陸續聽到反映：陳安眾愛喝“大酒”，且總有“錢袋子”替他埋單。巡視組敏銳地意識到，這背后可能隱藏權錢交易，而在他擔任過一把手的地方，干部群眾可能知道具體情況。巡視組隨即調遣精兵強將，前往陳安眾曾經工作過的景德鎮、萍鄉、九江了解情況。經深入了解，“錢袋子”的身份逐漸曝光，多為房地產老板。巡視組順藤摸瓜，陳安眾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問題線索逐漸浮出水面。
倒在“下沉一級”這把利劍下的省部級高官不止陳安眾一人。
2013年10月31日至12月27日，中央第七巡視組進駐安徽開展巡視。其間，發現時任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韓先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有關問題線索。巡視組當機立斷，決定“下沉一級”，對與韓先聰有牽連的三名地市級領導干部的有關問題進行深入了解，很快實現了對韓先聰所涉問題的突破。
“中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很多都發生在其擔任下級一把手期間。”中央第八巡視組組長寧延令表示，“下沉一級”了解情況，既有助于查清被巡視對象的問題，也有助于加強對下一級黨政主要領導的監督，是加強巡視工作的又一有效方式。
巡視工作方式的改進，在為巡視工作注入新活力的同時，也讓嚴格依法依規開展巡視工作顯得更為重要。
對此，《條例》不僅在總則中將“依法依規”明確為巡視工作的原則，還在其他章節中規定，“巡視組不履行執紀審查的職責”，并嚴格請示報告制度，明確“工作中超越權限，造成不良后果的”，將被追究責任。
“依法依規，是開展巡視工作的應有之義。”中央第七巡視組成員王凡表示，這一精神必須嚴格體現在巡視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巡視工作平穩有序進行，做到既不擅權，也不越界；既不遺漏問題，也不冤枉好人。
巡視組對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有關問題的了解，便是巡視工作依法依規進行的生動范例。
中央第八巡視組在江西通過個別談話發現，干部群眾對已經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江西省委原書記蘇榮意見很大、反映強烈。由于蘇榮已不屬于中央巡視江西的對象范圍，巡視組立即向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請示報告，等待關于下一步工作的指示。
“請示報告，是依法依規開展巡視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寧延令告訴記者，巡視過程中時常遇到一些重要情況和重大問題，這時便要及時向上級請示匯報，得到指示后再作進一步工作。
修訂后的《條例》還明確：“巡視期間，經巡視工作領導小組批準，巡視組可以將被巡視黨組織管理的干部涉嫌違紀違法的具體問題線索，移交有關紀律檢查機關或者政法機關處理。”
2014年7月至8月，中央第十三巡視組對一汽集團進行巡視。其間，通過向有關知情人詢問情況，巡視組發現一名集團領導干部和幾名中層干部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線索。經深入了解并獲取關鍵事實證據，根據干部管理權限，巡視組將線索移交吉林省紀委。在省紀委協調下，吉林省檢察院對相關8人立案查處并曝光，在被巡視單位形成了有效震懾。
“雖然所移送線索涉及的干部只是被巡視單位管理的干部，但對他們的調查，有可能牽出被巡視對象的問題。”張本平表示，“這一規定的背后，既體現了‘立行立改’的要求，也有助于延伸巡視震懾力的輻射范圍。”（記者 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