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注》中“廉，仄也，引申之為清也，儉也，嚴利也”。意思就是，“廉”也叫“仄”，本意指正廳的側邊，由于正廳的側邊具有棱角、平直和方正的特點，后來引申為清正、節儉、嚴于律己。“廉潔”一詞，《辭源》上解釋為“公正，不貪污”。“廉潔”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偉大的詩人屈原《楚辭·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爾未沫。”東漢著名學者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解釋，不接受他人饋贈的錢財禮物，不讓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潔。
廉者仁心
最早把“廉”與政治行為聯系起來的是《周禮》，給“廉”字定義了六層含義。“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這“六廉”就是考核官吏政績優劣的準則：廉善，指善于行事，能把事情做好，清廉而政績優異；廉能，指能徹底地推行政令，清廉能干；廉敬，指不懈于位，謹慎勤勞，盡職盡責，清廉而忠于職守；廉正，指公正廉直，品行方正，清潔正直；廉法，指守法不失，執法不移，清廉守法；廉辨，指明辨是非，頭腦冷靜清醒，清廉明辨。由于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孔子主張恢復周禮，并將這個大任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這就是“仁”，也即“人”。
《論語》集中體現了孔子為官從政的思想，這些思想逐步演變為“節行”與“清廉”兩個對官德有重要意義的觀念。《論語·堯曰》記載“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孔子將廉政思想教化給弟子，孔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這些人繼承了孔子的廉政思想。孟子，戰國時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從兩方面發展了“仁”，即“性善論”和“仁政”。《孟子》主要學說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由此闡發出“仁政”、“王道”、“愛民”等主張，其廉政思想主要體現在“義利之辯”上。《孟子·離婁下》記載“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晏子也明確提出廉政概念并躬行不怠，其廉政思想最突出的表現是重民與愛民，還提出應重視人才、強調統治者自身的廉潔是廉政建設的中心環節。《晏子春秋·內篇雜上》記載“廉者，政之本也；謙者，德之主也。”
老子將官德思想物化，以水德、江海之德等闡釋為官從政要善利天下、處下處后、不與民爭利、清靜寡欲、謙卑能容、無私仁愛的思想。著有《道德經》（又稱《老子》）。《老子·第五十八章》記載“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墨子倡導的兼愛、利民、尚賢、節用等，是寶貴的官德修養思想。其弟子及后學記錄、整理他的言論編成《墨子》。《墨子·修身》記載“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莊子強調順應自然法則，不以人的欲望強求自然，要安時而處順，提倡修養內在的德行，全生保身。《莊子·齊物論》記載“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
中國自古重視道德教化，廉政思想以及廉政制度就受到思想家們以及歷代統治者們的重視。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對廉都有闡釋論證，將仁政思想與廉政有機結合，反映了統治者執政的需要與人民安定生活的迫切需求，成為此后統治者倡導的官員修養。
廉者立志
樹立廉政之風，提倡“立志”，志即“意志”，立志需要“明志”。中華傳統美德具有生生不息、歷久彌新的品質，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資源。儒家之志乃“內圣外王”。“內圣”，就是加強自我修養、樹立理想境界、磨礪堅強意志；“外王”，就是服務社會、管理國家、平治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有“修齊治平”的說法，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國家公職人員雖不是圣人，但總當潔身自好，服務國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遠，拒絕腐敗的能力才可能增強。一個人即便沒有“圣人”之志，起碼的君子之道還要遵循。
王陽明是明代思想家，留給后人一本重要著作《傳習錄》。王陽明一生主張“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陽明指出，圣人有“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境界，因此他們看天下的人沒有內外遠近之分，均施之以仁愛之心。王陽明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為有了私欲，所以反愛為仇。在王陽明看來，仁不僅是修養要達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體。一個人清心寡欲，矢志不移，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狀態。然而很多時候，人心是浮躁的，東追西逐，不知所至。所以，王陽明說：雞鴨放出去了還要收回來，更何況是自己的心！王陽明的思想對今天仍然有教益。
廉者生畏
行廉政，拒腐敗，領導干部應有個“畏”字。陳毅說過：“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汝言懼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縮。”其實這里就說到了一個“畏”字。人的欲望是無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黨與人民在監督”，怕的是“萬目睽睽難逃脫”。說一個怕字，是就自我修養而言，凡是遇到個人利益得失的時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刻記住，一失足將釀成千古之恨。孔子曰：“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個“矩”，在今天來說，就是黨紀國法。有了這個規矩，對其有敬畏之心，時刻想到“不逾矩”，得到的將是更大的精神自由。當一個人拿著人民給的權力，肆無忌憚地去以權謀私，必然召來人民的怨恨。貪污腐敗可以使貪鄙的心理得到滿足，許多貪官落馬，走上不歸之路，就是心中少一個“畏”字，至少是這個“畏”字沒有對他產生最大的威懾力量。
《禮記·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用今天的話來說，人常處在兩種狀態之下。一種狀態是有人監督與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這個時候保持頭腦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這樣的時候，離開了受監督與提醒的環境，這時候應該怎么辦呢？道義與真理不彰不顯，處于“隱微”的狀態，那就全靠你自己了，這就是慎獨。為官者對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心存敬畏，才不敢擅用權力；對賦予自己權力、為自己衣食父母的人民心存敬畏，才能做到權為民所用；為官者應做到施政處事常懷律己之心、常修為政之德、常系愛民之情、常存敬畏之心，樹立為民務實清廉形象。
廉者知恥
《論語》說：“行己有恥”。說的是人都要有自尊、自愛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恥的事情。喪失了恥辱心，一個人就到了良藥難救的地步。“知恥近乎勇”，是說知道什么是恥辱，這樣的精神自覺會給人帶來勇氣。勝己者，勝人。人最大的勇氣是戰勝自己的勇氣，而這樣的勇氣孔子說是“知恥”的結果。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又說：“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歐陽修也講過，“廉恥，是立人之大節”。這也就是說，自我修養，應該從知恥開始，一旦有了羞恥之心，社會上的道德建設也就開了一個頭。做人有小節大節之分，知道什么是羞恥是做人的“大節”，萬不可輕視。
康有為講過，“人之有所不為，皆賴有恥心”、“風俗之美，在養民知恥”。這也是說糾正不好的風俗，要從知恥做起，讓社會上每一個人有羞恥之心，社會就會有希望。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恥，就不可能從思想根子上鏟除腐敗。“教人，使人必先知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為教也。”培養知恥明德的風氣，重在教育與“督責”。
領導干部懂得什么是可恥，什么是光榮。恥字從耳，“恥”字的原義是對可惡不倫之事的輿論鞭撻與精神譴責，是罵聲不絕的斥責。強調“知恥”，就是教育黨員干部孤立和反對腐敗行為，形成不容腐敗的社會輿論，為反腐倡廉提供公眾性輿論支撐，占領和擠壓腐敗文化的生存空間。
廉者無私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思維，就是以歷史為鏡鑒來觀照和指引現實的思維。執政黨的歷史思維，就是以史為鑒，運用歷史智慧治國理政。執政黨的歷史思維，是傳承根基血脈、保證治國理政連續性的重要思維。
習近平總書記從關乎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在多個場合強調反腐，強調既防止縱蠅為害，也決不養虎為患；既要治標，也要治本；既要經常抓，也要長期抓，始終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把歷史作為最好的教科書，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認識歷史趨勢，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科學總結中華民族的昨天、立足中華民族的今天、著眼中華民族的明天，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好走向未來。以史鑒今，以史資政，以史勵人。浩瀚而寶貴的歷史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向導。領導干部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武裝頭腦，把歷史作為最好的老師，從中汲取最好的營養，著力提高文化素養和領導能力，從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早日實現。
為官清廉的領導干部，一心為黨、為國、為民，心底無私天地寬，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一輩子清清白白的為人為官，自會廉者常樂，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待退休年老回想往事歲月，捫心自問，一生無愧于黨和國家、人民，心中沒有疙瘩和愧疚，豈不樂哉!（李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