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組織審查的行為范疇及認定
——新修訂黨紀處分條例系列案例評析
基本案情
蒯某，黨員，某省東林市林海縣縣長。
2015年3月，蒯某任縣長期間，某建筑公司經理劉某在承建縣政府辦公樓維修工程過程中，為了感謝蒯某在工程款結算時給予的關照，到蒯某家送給其2萬元人民幣。同年11月，東林市紀委對蒯某涉嫌受賄犯罪問題立案審查。2016年1月，蒯某與劉某串供，訂攻守同盟，紀委在找劉某調查談話時,劉某作虛假陳述，否認蒯某存在受賄行為。
分歧意見
紀律審查人員在違紀行為的表述及適用新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上出現了意見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蒯某對抗組織審查，構成串供違紀行為，且涉嫌受賄犯罪問題。依據新《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款、2003年《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合并處理追究蒯某黨紀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蒯某構成對抗組織審查違紀行為，同時蒯某涉嫌受賄犯罪問題，應依據新《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合并處理，給予蒯某黨紀處分。
評析意見
在本案中，既存在新《條例》實施后，對抗組織審查違紀行為的表述、違紀行為上位和下位概念的問題，同時又存在新《條例》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款關于“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問題。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蒯某違犯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構成串供違紀行為
新《條例》把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確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違反政治紀律條款。要對上述違紀行為準確定性，必須先搞清楚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范疇是什么，包括哪些具體違紀行為，又如何準確認定。
新《條例》第五十七條所規定的對抗組織審查行為，是指違反黨的政治紀律規定，妨害、對抗組織審查工作，按照規定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行為。其違紀主體必須是有責任能力的黨員，且存在主觀故意，并在客體上侵犯了正常的組織審查活動。
新《條例》第五十七條所規定的“對抗組織審查行為”概念是上位概念，不是具體要素行為概念，也不是下位概念。對抗組織審查違紀行為是個范疇，該條款既給出了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上位概念，也規定了該范疇的具體內容，同時規定了下位概念，即規定了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具體違紀行為，包括：（一）串供或者偽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的；（二）阻止他人揭發檢舉、提供證據材料的；（三）包庇同案人員的；（四）向組織提供虛假情況，掩蓋事實的；（五）其他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其中，因為對抗組織審查行為下位概念行為存在多元性，不可能將所有的違紀行為全部列舉，因而設定了第（五）項為兜底性條款。
再看串供違紀行為，是指違紀行為人與證人、共同違紀案件的行為人之間,在互相串通或約定的基礎上,所作的同樣內容的虛假陳述。串供的表現形式是共同違紀的各行為人之間，證人與行為人之間在陳述內容上的一致，這種一致表現在不符合案件的法律事實、客觀事實，又對行為人極其有利。需要注意的是，在審核、認定串供違紀行為證據、事實時，只有行為人暗中商訂供詞后，在組織審查時做了串供陳述的，才構成串供違紀行為。如果暗中商訂了供詞，但在組織審查時沒有做串供陳述的，則不能認定構成串供違紀行為。
在本案中，2016年元旦過后，東林市紀委分別與蒯某、劉某談話時，蒯某否認收受劉某錢款，劉某否認給蒯某送錢，雙方陳述的內容一致。雖然，他們都對事實進行否認，但調查組從蒯某、劉某談話陳述的內容細節進行比較分析，可以判斷其是否存在串供違紀行為。
串供的顯著特征是內容的極其相近或一致。如供述的內容細節完全一致，沒有絲毫的差別，此種供述和證言，可能已經作過串供。反之，如果違紀行為人之間，或違紀行為人與證人之間在對主要事實作了相同的供述，對一些細節，諸如行為人實施的行為等存在細微差異，這樣反而可能符合實際情況。
同時，調查組從審查蒯某、劉某談話后陳述內容的客觀性判斷其是否串供。真實的供述應當具有客觀性，串供后的陳述顯然不具有這一特性。調查組經過調取蒯某的工商銀行存折，查閱存款時間、地點、存款數額等，并找蒯某的妻子、兒子調查談話，調查劉某到蒯某家的行為事實的過程，比對印證，發現蒯某、劉某陳述的內容無法得到案件其他相關證據的印證，與事實不相符。紀律審查人員再次與蒯某、劉某談話時，讓他們細述事實經過，利用陳述中暴露出的一些細節矛盾，進行嚴密的邏輯發問，最終使二人陷于不能自圓其說的被動之中，用相關的證據揭穿了串供的事實。
蒯某符合串供違紀行為四要件的構成，屬于違犯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構成串供違紀行為。依據新《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追究蒯某的黨紀責任。
蒯某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涉嫌受賄犯罪
蒯某任縣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劉某2萬元。根據《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一、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三)受賄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1、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的；2、個人受賄數額不滿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賭行為而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2)故意刁難、要挾有關單位、個人，造成惡劣影響的；(3)強行索取財物的”相關規定，蒯某涉嫌受賄犯罪，應將蒯某涉嫌受賄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處理。
此外，蒯某受賄行為是發生在2016年1月1日以前的行為，依據新《條例》第一百三十三條“本條例施行前，已結案的案件如需進行復查復議，適用當時的規定或者政策。尚未結案的案件，如果行為發生時的規定或者政策不認為是違紀，而本條例認為是違紀的，依照當時的規定或者政策處理;如果行為發生時的規定或者政策認為是違紀的，依照當時的規定或者政策處理，但是如果本條例不認為是違紀或者處理較輕的，依照本條例規定處理”的相關規定，原則上應援引依據2003年《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追究蒯某的黨紀責任。
蒯某串供違紀行為與涉嫌受賄犯罪紀律處分，應合并處理追究黨紀責任
綜上，蒯某違犯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構成串供違紀行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涉嫌受賄犯罪。對蒯某串供違紀行為和涉嫌受賄犯罪紀律處分，應合并處理。依據“新《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2003年《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追究蒯某的黨紀責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地區紀委副書記 齊英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