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醫生的家庭，家里四口人，除了我，爸爸媽媽、姐姐都是醫務人員。80后的我，成長在醫院的院子里，從小就目睹失去親人的悲痛場面，也見過迎接新生命誕生的喜悅。爸媽工作繁忙，工作時間不規律，有時還要上夜班，所以從小學開始，我和姐姐就自己做飯、自己上學。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雖然具備了很強的獨立生活能力，可是，在我模糊的回憶里，對于家庭的快樂時光，我總是努力回憶，但卻怎么也記不起來。也許是過早的見過離別的衷傷，于是，小小的我心里暗自告誡自己：長大后一定不做醫務人員。
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參加考試后順利加入了公務員的隊伍。黨的十八大以后，機緣巧合我進入了紀檢監察干部的隊伍，開始學習并適應做一個紀檢人。在這個學習和適應的過程中，我漸漸感受到：自己現在工作是那樣的熟悉而陌生。熟悉是因為紀檢人的工作性質和爸爸媽媽從事的醫務工作性質是如此的相似，其目的都是為了“治病救人”，醫生拯求的是被病魔威協的生命，而紀委拯求的是人生道上迷失了方向的靈魂。陌生的是兒時感受的“治病救人”和現在自己需要做的“治病救人”是兩種不同的方法和概念。醫生使用藥和精湛的醫術，而紀委用黨紀黨規。我曾迷茫過：立志不做醫務人員的我，繞來繞去還是要做“治病救人”的工作。開始我曾在思想上有過抵觸，因為我怕面對生離死別的悲痛，又怕我在工作中因自己多愁善感而不能客觀公正的履行自己監督執紀問責的職責。
直到有一天，我看見爸爸和一群醫務人員為搶救那個垂死掙扎的病患而持續在手術臺上工作近十個小時，最終成功把那個面色蒼白、奄奄一息的病患從死亡邊緣拉回來，給我思想上帶來了許多震撼和激動。手術后幾天，當看見那位患者與家人在一起的溫馨畫面時，我瞬間釋懷，認識到其實我的抵觸是因為我沒有認識到“治病救人”的真實意義，對于這份工作我過多的摻雜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懷，卻忽略了“治病救人”本身的目的和意義。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提出，真真切切地體現出了黨“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以及對黨員干部的真正關心和最大愛護。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強化日常管理監督，抓早抓小，讓談話提醒、批評教育，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使我們的黨員干部不犯或者少犯錯誤，及時將那些迷失了方向的黨員干部拉回來。那些最終走向不歸路的黨員干部在懺悔時總是說：如果當時紀委的同志能多提醒今天就不會變成這樣。每每聽見這樣的話語，我總是在想：不是紀委不提醒，而是有些干部根本沒把紀委的提醒當回事。此刻，浮現在我腦海里的，依然是那句網絡熱語：“且行，且珍惜”。
1942年2月，毛澤東同志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是我們黨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珍貴經驗和教訓。嚴管是厚愛，治病為救人。紀檢監察干部在行使監督執紀問責的職責過程中，發現問題、揭露問題不是沒事找茬，其實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就好比醫生為病患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紀檢監察干部只有真正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才能挽救那些越走越遠的黨員干部，才能算得上治病救人的“好醫生”。現在的我，已經不再糾結于年少時的那點心結，相反，我很高興也覺得很幸運，能夠成為一名紀檢人，我會倍加珍惜這份工作，努力做一名“好醫生”。（麗江市華坪縣紀委 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