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書記，今天我家剛賣了烤煙，買了點菜，想請你和副書記一起到家里去吃飯……”電話里，支壁村的老李熱情的邀請我。
掛完電話，和老李接觸的場景不由浮現在眼前。
今年五月，我到鄉鎮擔任紀委書記，接手的第一件信訪件就很棘手。
原來，在2016年，有群眾舉報馬街鎮支壁村委會支壁村干部貪污問題，舉報內容涉及的點較多，當時就由縣紀委、縣檢察院、縣公安局、縣審計局、鎮紀委組成調查組開展專項調查，很快查明了問題，并將調查結果和處理情況回復給了舉報人。但是，時至今年6月，被舉報人（共3人，老李是其中之一）私分集體資金的錢卻沒有退回村集體，舉報人對這件事的處理結果耿耿于懷，再一次寫舉報信反映這件事。
通過詳細了解，被舉報人之所以沒有及時上交違紀款，是因為被舉報人曾經是支壁村的村長和兩名副村長，但在2016年調查組下去調查時，三人都已不再擔任支壁村的村長和副村長，他們私分村集體資金的錢總額是15000元，其中每人分得5000元，按照公安經偵大隊立案標準和縣檢察院的立案標準，他們三人私分的款項達不到立案標準，不予立案。且三人都不是黨員，鎮紀委無法對他們采取處理措施。同時，被舉報人認為，他們作為村干部，每月的工資就幾十塊錢，在支壁村修路的過程中，他們投工投勞，誤工幾十天，私分的5000元錢是誤工費，所以不愿退回三人私分的款項。
問題出現了瓶頸。
“這件事，不能再拖了，如果采取不了法律措施，只有溝通交流，疏通他們內心的疙瘩，動員他們自愿歸還集體資金。”鎮黨委書記對我說道。
“我當村長這么多年，帶領群眾修路，誤工至少80多天，辦公事出私力，分得這5000元錢，一點都不為過，憑什么要我退回？”我還想多說幾句，對方已經掛了電話。
第一次和支壁村原村長老李電話溝通，就碰了一鼻子灰。
電話溝通不行，當面交流應該好一些。有了之前的教訓，這次，我特地邀請鎮黨委副書記和我一起，根據之前溝通好的見面時間和地點，按時來到支壁村老李家，等待我們的是緊鎖的大門。心想，這老村長明顯是在給我們難堪。
“既然來了，那就等等，群眾干活不在家是常事，主任，你去找找看，如果在周邊地里，我們就去地里找。”鎮黨委副書記一邊安慰一邊吩咐道。臨近中午，終于等到姍姍來遲的老村長。
他見到我們如同見到空氣，徑直回屋準備午飯，他的表情和行為讓我無名火起，看著副書記微笑的表情，我強忍住，一再告誡自己別忘了來的目的。
“老李，讓我們等到現在，是想讓我們在你家吃飯吧，不用這么客氣的。”副書記和他開玩笑。
“吃什么？我們老百姓有什么好吃的？你們三天兩頭催要錢，明顯不讓我好過。”老李憤恨的回答，轉身關門又往外走。
對老李的表現，我很吃驚，也很著急，正準備攔住他。副書記搖搖頭，緊隨其后來到他家的烤煙地，老李開始對地里的烤煙封頂打岔，副書記也帶領我們在老李家地里干起活來。瞅準時機，副書記對老李說道：“老李，我們知道，你當村長那些年，為村里奉獻了很多，群眾都念你們的好，但是，集體資金是村集體的，如果你們用來支付帶領修路的誤工費，那么需要召開群眾會，群眾同意了才能領取，但你們三人在沒有開群眾會，也沒有征得群眾同意的情況下，私分集體資金是違紀違規的。如同這烤煙，大家都希望能多長幾個煙葉，但是到了封頂打岔的關鍵時期，不按技術規定來，一手軟，就可能導致剩下的煙葉因營養不良而短小，賣不上好價錢，最后得不償失。”老李靜靜的聽著副書記的話，臉上不耐煩的表情有所緩解。
“你為群眾作的奉獻不能因為這5000元錢就毀了清譽，劃不來。”我立馬補充一句。
“你們為什么抓住這5000元不放呢，鎮上就缺這點錢嗎？”老李仍未松口。
“老李，不是我們抓住你不放，也不是鎮上惦記這點資金，只因集體的錢一分一毫都是集體的，任何個人不得貪占和挪用，我們要對群眾負責，希望你理解。”副書記再一次說服老李。
“我雖不是黨員，但當了這么多年的村干部，有些道理還是懂的，只是過不了心里的坎，你說，為群眾做了這么多，現在群眾都以為我們當村干部，好像貪了幾十萬似的，一點不念我們的付出。”老李委屈的說到。
“針對你的顧慮，如果你們盡快退回資金，我們也將召開群眾會，向他們說明整件事的具體情況，爭取群眾對你們的理解。”我說。
“我交，明天就把這錢交上去。其他兩位同志我去說服，一并上交。”老李沉默一會后爽快的說到。
沒幾天，老李和其他兩位舉報人的違紀款已上交到鎮農經站，被舉報人得到這一結果也息訴息訪不再糾纏，這起拖了半年的信訪件終于畫上了句號。事后，到支壁下鄉，我們總會去老李家坐坐，和他拉家常，尤其是脫貧攻堅的“三評”會議，總是邀請他參加，慢慢的，老李對我們的態度由不滿變成理解最后變為支持。
對比老李前后態度的變化，讓我感觸很深，從事紀檢工作，有時朋友變陌路，有時怒目相向變春風化雨。紀檢工作絕不僅僅是給違紀的人一個處分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做好后半篇文章，讓犯錯誤的人認識問題的根源，然后迷途知返，改邪歸正，而我，走好紀檢監察路，要學習的還有很多。（羅平縣紀委 范曉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