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富有爭議的人物，有關曾國藩傳說、典故、介紹、研究也已經有許多。作為追求道德自律的封建大臣，從其家書中尋找一些對于今天的人們仍有裨益的觀點、思想，或許也是對曾國藩人身修為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
曾國藩對修身、持家、交友、治學、為官、用人、處世、理財、帶兵等，都有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其中不乏金玉良言。南懷瑾在《論語別裁》中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只有一套——《曾國藩家書》。”我們僅以《曾國藩家書》中“修身之道”來談一下他本人的道德律求。
立志需有恒心。人在少年時期，對未來社會充滿理想主義情懷。在這個時候需要立下志向，為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然而，俗事纏身，分散了自己對目標的執著；中途遇挫，減弱了自己對目標的堅守；方法不對，延緩了自己對目標的持有。曾國藩在家書中告誡自己的弟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心中裝有百姓，為了百姓的安居樂業而努力奮斗，從道德自律來講，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圣人”做的事情，然后才能做好其他事情。曾國藩認為這是“不愧為天地之完人”的前提。在此基礎上，以天下為憂、以百姓為憂、以社會為憂，“其為憂也”。從道德自律來講，“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這是青年人立志的時候應該擔憂的。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展示出曾國藩試圖將極高的道德自律觀念傳遞給親人后輩的努力。對于個人的俗事、小事、瑣事情、麻煩事等都應該放在所憂之外：“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孝悌需有真心。研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繞不開孝道文化。韋政通在《中國文化概論》中說：“宗教化的孝道，是由儒家的孝道倫理和遠古傳下來的祖先崇拜結合而成，它才是維系中國家族制度達數千年之久的真正基石。”孝道文化也是中國區別于西方國家文化的重要特質。作為封建社會的臣子，他能夠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認識到對孝道文化的學習和傳承比走封建科舉路更有價值實屬不易：“于孝悌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
在曾國藩看來，讀書人讀書是為了博得功名，而孝悌倫理這些孝道文化往往與所讀之書無關，其實往往誤解了寫書人是想弘揚孝道文化這個意圖。如果懂得孝悌之義，并且身體力行地實踐它，即使書中沒有寫出來又有何妨？如果光讀古書，最終博取功名，所做之事正好與孝悌之義違背，即使文章寫得再好、仕途走得再好，也是名教中的罪人。曾國藩在家書中動情地對弟弟們說：“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此番言論，是對人生真諦與社會真諦揣摩與體味后的肺腑之言，沒有一定的道德律求作支撐是不可能表達出來的。
處世要有戒傲之心。古人很早就學會運用道德戒尺來規范自身言行，平衡周邊各種潛在敵視可能。熟讀古書的曾國藩在官宦生活中已經對此深有領悟。他在家書中列舉兇德之一是“長傲”，為此還自我反省：“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導致“處處獲戾”。他苦口婆心告誡自己的弟弟不要用言語傷人，不要表現出盛氣凌人的樣子，也不可隨意嘲諷他人來使得傲氣更大。而應該“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這是對他自己的勉勵，也是對弟弟們提出的希望與要求。
在這封家信發出不久之后，曾國藩再次寫家信提到這個問題：“今吾謹述此語告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為第一。”又聯系軍情和持家實際情況得出結論：“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這種戒傲言行對于提升自身涵養、塑造完美人格、深思問題解決的措施具有積極意義。從更加積極肯定的角度挖掘這個意義，讓更多的人修煉內功，提升素養，換位思考，增強本領，是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穩健基石，也是贏得別人認可的一種方式。
為官要有儉廉之心。古代清官素有儉樸、廉潔從政之政治本色。曾國藩撰字“儉以養廉”送其弟弟，告誡其官職雖然升高了，但是在日常生活開支方面，在人情應酬開支方面，在修造房屋開支方面，都需節儉，用節儉來約束自己。“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將節儉的家風傳遞下去，不要在意外人的評價：“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慳吝二字，莫貪大方二字，莫貪豪爽二字。”
曾國藩職位越來越高，開銷也越來越大，他經常自省：“由既奢之后而返之于儉，若登天然。”他也為自己時常突破儉的規約而經常自責：“惟儉字日減一日”。他還讓家人提防后輩開浪費之門：“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來恐難挽回。弟須時時留心。”他還時常致信家中詢問節儉情況做得如何：“近日家中內外大小，勤儉二字做得幾分？門第太盛，非此二字斷難久支，務望慎之。”（石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