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著名律學家朱載堉在《山坡羊·錢是好漢》中寫道：“世間人睜眼觀見，論英雄錢是好漢。有了它諸般趁意，沒了它寸步也難。拐子有錢，走歪步合款。啞巴有錢，打手勢好看。”非常形象地描繪了明末社會風氣之壞。然而，在湖南衡陽卻有一個特殊的家庭，歷十四世，家教嚴格，內外表親交游鄰里，都稱道不已。王夫之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大家族里。
王夫之在《耐園家訓跋》中曾回憶自己的經歷：有時閑蕩稍過，父親不許見面，他則二三旬間都不敢聲張，一定要是仲父牽引，長跪于庭前，聽仲父反復責諭，講述先祖遺訓，淚流滿面，然后才能得到幾句溫語相戒。
正是受益于這樣的家教家風，王夫之在世風敗壞的時代，更重視家教。他把齊家與治國緊緊聯系起來。王夫之說，“齊家之教，要于老老、長長、恤孤，而可推此以教國矣”。一言以蔽之，就是“正己齊家而憂社稷”。
正己，從禮開始。王夫之說，作為父兄，不以諧臣媚子自居，就可免陷子弟于便佞善柔，這是敬。上對下以禮，下事上以禮。這便是正己。
王夫之“齊家之教”有三大要義。
第一，孝是萬字之本。王夫之推崇父慈子孝，把孝當做是一切道德的基礎，父母不僅要親愛子女、撫養子女成人，還要對子女做到教育有方；子女不僅要贍養父母、對父母無違，還要敬親尊老。
1643年，24歲的王夫之遇到一件大事，這一年張獻忠陷衡州，到處鉤索名流，有不順從者，則投之湘水。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是地方名流，不幸被抓。王夫之的哥哥王介之打算單刀赴會，與父親同死，被王夫之攔住說：“我有辦法。”他用刀子將自己的臉劃傷，并刺穿雙腕，涂上毒藥，讓創口潰爛，然后只身去往張獻忠軍營，說：我哥已死，我成了廢人，我爹也70多歲了，對你們沒有用，請讓我們父子相聚。張獻忠被其凜然之氣折服，只好釋放了他們父子。王夫之的孝由此可見一斑。
王夫之對延澤十四世的慈孝家風引以為傲。其父王朝聘至性簡靖，對王夫之兄弟耳提面命，一有違背常道之事，就正容不語。三兄弟不知所措。這時其母親就會先探明其父的意圖，然而告誡兄弟錯在何處，最后還笑語寬慰他們。可見，這種嚴格的家教并非簡單的粗暴批評，而是通過適當的交流，讓孩子深刻認識錯誤并下決心糾正錯誤，既不挫傷孩子的自尊心，又能讓孩子感覺到父母的慈愛。
王朝聘留滯燕邸，苦寒善病。王介之每想于此，無歡笑之容。有一年除夕，王介之悲吟“長安一片月”一詩，宛轉欷歔，流涕被面。母親有心痛病，一發病就十天半月不愈。王介之亦多病，但每天都服侍在床前，十多天不睡，常常兩三天粒米不進。
有這樣的父兄做榜樣，怎會不保持父慈子孝的家風綿延不墜？正如王夫之所說：“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凜祗載以敬其父兄……可以嗣先，可以啟后。”
第二，德是夫婦之義。家教家風靠夫妻共同扶持，父勤母助、夫妻同心，雖然貧窮但甘之如飴。王夫之父親王朝聘宦學四方，家徒四壁；其母支盈補虛，煮藥調食，晨起晏息，躬親執事，秉力維持他的旅費。父母那種雖苦亦甜的生活給王夫之樹立了榜樣。
王夫之的兒子王敔曾回憶自己的母親：“孺人通文詞而不拈筆墨，體孱弱而躬親釜臼，播遷與先子以節義共矢，棲遲與先子以薇蕨共甘。”鄭孺人是王夫之的第二任妻子，曾與他一起顛沛流離，出生入死、歷盡艱辛。夫妻一度幽困永福水砦，臥而絕食者四日。后來夫妻二人間道歸楚，恰遇桂城失陷，淫雨六十日，無路可走。二人做好了同死的打算。鄭孺人去世后王夫之悲痛不已，為她寫了多首令人感佩垂淚的悼亡詩。
王夫之一家能順利在明清鼎革之際度過亂世，并且還能在亂世中寫下數百萬字著述，成為與黑格爾并列的“中西方哲學的雙子星座”，可以說“另一半”的支持功不可沒。
第三，志是成人之基。王夫之對子侄的教育強調一個志字，要求他們為人灑脫恢弘，心地坦然；人格高尚，氣度恢弘，胸襟開闊。在《示子侄書》中，他告誡后人，立志之初就要擺脫不良習氣。習氣熏陶人，不自覺地陷入其中而不拔。首先要堅定除陋習之志，養就恢弘之志。用這種態度讀書，就能領略古人的意趣；這樣立身，如同立于豪杰之地；這樣事親，就能涵養出大志；這樣交友，就合乎道義。
有大志的人，對于錢財視如糞土。而對于社稷，則有憂患意識；對于百姓，有擔當精神。王夫之本人就有“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氣節和胸懷，這對后代的影響綿延不息。
這種“齊家之教”，使得王夫之的后代卓爾不凡。其長子王攽“與弟齊名，著有《詩經釋略》”；次子王敔“學問淵博，操履高潔，時藝尤有盛名”，系“楚南四家”之一，又有“楚南三王”之譽。到道光年間，王夫之七代孫王世全不忘先輩傳統，為弘揚船山精神，于長沙匯刻王夫之遺著18種，名《船山遺書》。王夫之的思想和精神到晚清大放異彩，其后代出力匪淺。（劉緒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