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資金撥下來了，被分配給了不符合條件的親朋好友；
低保名單里，加上了老婆孩子的大名；
扶貧項目，資助的全都是好兄弟老朋友……
在扶貧惠農、土地征收、“三資”管理、危房改造等領域，基層干部如此優親厚友的現象時有發生。在中央紀委督辦的問題線索中，此種情形也比較突出。
在江蘇省盱眙縣，近年來查處了不少優親厚友的問題，甚至一個鎮子里同一時間段發生數起類似案件。其中較多涉及危房改造、低保申領、項目申報中的違規操作。
手里的補助名額，“送”給妻子、兒子、大舅子、領導
幾年前，根據中央和省、市扶貧工作精神，江蘇省盱眙縣政府發文要求全縣20個鄉鎮統計上報申請危房改造補助名單，根據文件的規定，申報符合條件的可領取數千元補助。
這個政策，讓當地一些村干部“怦然心動”。
在盱眙縣桂五鎮，圍繞危房改造工作，一段時期內接連發生了數起優親厚友案件。
“我以為只要報上去完成了任務就可以，報誰不是報啊，更何況有利可得呢！”2015年1月，盱眙縣桂五鎮藕塘村報賬員呂順陽在組織審查時如是說。
2013年7月，藕塘村作為省定經濟薄弱村，獲得了63個危房改造補助名額。接到工作任務后，呂順陽經過實地走訪，統計出了57戶符合危房改造標準的名單。此時，他本應嚴格按照規定，上報符合條件的57戶名單。但手里還剩了6個名額，怎么辦？財迷心竅的呂順陽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子。他安慰自己：“我這么做沒有損害哪個貧困戶的利益，該上報的都已經上報了。反正都是中央撥下來的錢，給誰不是給啊，鎮里給了63個名額，不完成就是浪費。”
在上報了妻子和兒子的名單后，呂順陽為了“平衡”，又將剩余的4個名額“送”給了時任村黨總支書記陳剛（另案處理）等村干部。2013年12月，呂順陽妻子和兒子的賬戶上分別收到6000元危房改造補助款。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桂五鎮方港村時任報賬員馮必俊身上。2013年7月，手握上報危房改造名單權力的他，在統計時優先將其妻子哥哥的名字作為C級危房改造戶上報。
在接到舉報后，桂五鎮紀委對呂順陽和馮必俊的違紀行為嚴肅查處，兩人均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接連發生的類似案件，讓桂五鎮紀委深刻反思、吸取教訓，對全鎮范圍內的危房改造補助違紀問題線索開展大起底，對同類案件快查快結，查處了一批在危房改造上報過程中優親厚友的違紀問題。
戰友送他10斤粉絲和一只狗獾，他幫戰友拿到了項目補貼
2015年1月，個體戶柏某某在盱眙縣天泉湖鎮化農村承包了760畝土地后，找到了在縣委農工部任科長的戰友江某，表示想申報省級家庭農場項目補貼。經江某指點，柏某某在工商部門注冊了“盱眙縣古城天泉湖谷物種植家庭農場”，并在天泉湖鎮農村經濟服務站登記備案，等待全縣的統一申報。
等待的日子是難熬的。為了項目能夠成功申報，柏某某也沒閑著。2015年春節后，柏某某與合作對象一道，給江某送去了10斤粉絲和一只狗獾，江并未拒絕。3月，江某又在下鄉工作時，接受柏某某的宴請。用江某的話說，“以前我和他之間就是簡單的戰友聚餐，或者家里有事互相出禮的來往。他送我土特產，無非是想增進關系，讓我對他申報的項目給予關照。”
2015年5月，終于等到省里通知上報項目的日子了。江某深知按照省農委和省財政廳的文件規定，戰友承包的這760畝土地是不可能申請到項目補貼的。
于是，他暗中指導柏某某兩次修改《盱眙縣家庭農場認定申報表》，土地流轉規模由最初所填的1110畝調整為297畝，巧妙地將畝數“控制”在了省定的300畝以內。之后又打電話給天泉湖鎮農經站站長，明確要求其“關心關心”柏某某的項目。最終，天泉湖鎮農經站在登記備案的10個家庭農場中，“篩選”出了柏某某的項目上報至縣委農工部。9月的第二天，柏某某的賬戶上就收到了省財政下撥的34000元項目補貼……
江某不曾想到，在戰友領到項目補貼整整一年后，自己當初的違紀行為被縣紀委發現了。2016年9月，縣紀委給予江某黨內警告處分。
針對扶貧領域連續出現的優親厚友等違紀問題，當地紀委開展“陽光扶貧”專項行動，兩次共組成15個專項督查組，以抽查、排查等方式奔赴全縣20個鄉鎮、街道走村入戶了解情況。還出臺《盱眙縣深化基層“五長”（村長、所長、站長、校長、院長）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專項整治工作方案》和《盱眙縣村（居）重點權力制約監督辦法（試行）》，從制度上堵塞漏洞，加強對基層干部行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整治扶貧優親厚友，需要盯住這些問題
親屬、朋友、同事，為何成了基層干部過不去的“坎兒”？農村基層是人情社會，一些黨員干部手握項目申報、低保申報、危房改造申報“大權”時，潛意識里就傾向于關照自己的親朋好友，優親厚友的問題也就頻繁發生。除此以外，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視：
一些鎮村干部紀法意識淡薄。盱眙縣紀委在執紀審查過程中發現，鎮村干部違紀幾乎占全縣黨員干部違紀的80％。2014年，淮河鎮一位65歲的村書記被審查時，他兩次表示，并不清楚以妻子名義制作假材料騙取國家漁船柴油補貼的行為已構成違紀，“我看到很多人都這么操作了，應該不會有問題，于是我也跟著填報了。”
權力過分集中，監管時常缺位。以扶貧項目申報為例，上報權力集中在縣級農業部門，而第一道關口在村組干部。國家實施的扶貧項目、下撥的扶貧款，給誰或不給誰，基本上由村組、鎮對口站所和縣農業部門具體業務科室的某幾個人說了算。2015年4月，因犯濫用職權罪、受賄罪被判刑的原盱眙縣農委漁業科科長梁宗林就是手握如此大權的典型。他曾在懺悔書中寫道：“我手里握的是項目的生殺大權，誰的項目行，誰的項目不行，都是我說了算。如果當初有人來監督我，我就不會犯下如此大錯。”
群眾監督不夠，權力運行不夠陽光。近幾年，中央在基層開展脫貧攻堅、精準扶貧等工作，設立了不少扶貧項目，下撥了不少扶貧資金。但是，由于相關政策法規沒有及時宣傳到田間地頭，就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2014年起，鑒于低保申報過程中頻繁出現違紀違規問題，盱眙縣民政局要求全縣各鄉鎮社保站一年四次在各村村部、衛生所、學校門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公示下一季度的低保名單和舉報電話，接受群眾監督。“公示低保名單是好事，現在村民的監督意識也強了，對哪個低保戶有疑問，拿起手機就可以向紀委舉報。這樣村干部也就不敢打低保金的主意了。”這兩年，低保申報過程中的違紀違規問題在當地已經十分少見。
……
扶貧優親厚友的現象，背后有干部目無法紀的內因，有制度和監管漏洞的現實，也有文化糟粕的影響。如何破解難題，考校著基層黨組織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也考校著基層紀檢監察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要一級抓一級、層層傳導壓力，推動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落實到基層；紀檢干部要堅持問題導向，提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敢于反映和處理問題；還應從傳統文化上下功夫，弘揚文化根脈中的精華，摒棄講人情看關系、重人情輕規則的文化糟粕，讓基層黨員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分清賄與禮、公與私、情與法，讓大家真正認識到：人情有度，紀法為界。（江蘇省盱眙縣紀委｜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張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