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一名共產黨員，他有著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和信念，有著黨員干部赤忱的熱情和奉獻，有著農民兒子質樸的友善和情懷，他的一生都堅守著高尚的道德情操。
父親的去世，成為我這一生最痛的追憶。那時我十七歲。腦海里反復搜尋記憶的殘片，我發現對父親的印象很模糊。透過母親的回憶、父親生前同事親友的回憶，父親的形象逐漸清晰起來。他一直身體力行給我們樹立榜樣，又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教育著我們。
父親1943年出生于一個窮苦家庭，經歷過很多的艱難困苦，最后成為了一名扎根在異鄉的基層干部。
父親曾經輾轉在很多單位工作，后來組織上派他到最偏遠的地方。一個人背上行囊一去便是十多年。母親一人獨自帶著我們三兄妹在老家，出于種種原因，我三歲時，母親才成為隨遷家屬帶著我們到了父親工作的地方，一家人終于團聚了。父親的工資要支撐一家五個人的生活顯得很是拮據，為了貼補家用，母親找了一份類似合同工的工作，一干就是七、八年。聽母親說，后來有招工轉正名額，她多么渴望把握那一次機會，也能成為一個端“鐵飯碗”的工人，為父親減輕一些負擔，但父親卻堅持把機會留給了別人，給母親做思想工作說：“還有別的家庭比我們更艱難，也別給組織添麻煩，讓讓吧，以后還有機會！”
父親走了，再沒有了他所說的機會，留給母親的只有一份淡淡的遺憾。母親每當說起，總是“責備”父親當年沒為她開“綠燈”，讓她永遠錯過了轉正的機會，但我能感受到母親內心對父親公道正派的欽佩之情。
1990年，47歲的父親又上學了。除了工作，其余的時間都沉浸在書堆里，就連平日里和老友們從不間斷、最喜好的“素”麻將都撂下了。由于與別人文化基礎差距大，他每天起早貪黑、廢寢忘食，書本上用紅筆勾畫的線條密密麻麻，課堂講授的內容都認真注解到書上，再在小本上記下自己的筆記。兩年多后，父親從學校順利畢業了，畢業照中父親的臉上流露出從容、自信的笑容。
1994年，父親“畢業”不到兩年的時間，還沒有把所學的知識全部運用到工作中，就因工作積勞成疾倒在了病床上。由于病情較重，組織上就讓母親去陪護照料，輾轉省城醫院治療幾次期間，看著治療和護理費用的不斷增加，只要病情稍微好轉，他總是催促母親去辦出院手續，說不要給組織上增加負擔，自己回家休養休養就好，以致1995年病情惡化后去世。母親每當說起，總是“抱怨”父親不為自己開“綠燈”，心中只有組織、完全沒有自己，只為組織考慮、從不想想自己，如果能一直堅持治療，說不定狀況會好很多，但我能感受到母親內心對父親的剛毅無私的崇敬之情。
1996年，我工作了，走上了父親當年的路，一個人到了異鄉工作。時間久了，慢慢地接觸到了很多父親當年一起工作的同事和朋友、老鄉，聽到了更多關于父親的往事，父親曾經幫助過、關愛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他們給予父親的評價總是那么的一致和肯定，也總流露出哀傷和惋惜。母親每當說起，總是“埋怨”父親當年總為別人開“綠燈”，幫助了別人，卻沒有幫助自己人，但我能感受到母親內心對父親人格魅力的喜愛之情。
后來我成為了一名紀檢干部，對父親的從不開“綠燈”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那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他的言傳身教深遠地影響著我，也教導著我要一直做一個遵守本分、忠誠干凈的紀檢干部。（東川區紀委 朱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