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國國家博物館，有件看似不起眼的“國寶級”文物靜靜地躺在展柜里，它是兩株風干了的小草，說明牌上寫著：這種高4.5厘米左右的植物，是紅軍在長征途中過草地時吃的一種野菜，因開黃花而被紅軍戰士命名為“黃花草”。
事實上，和我們今天所吃的很多味道鮮美營養豐富的野菜不同，“黃花草”具有一定的毒性。一種有毒的野菜為什么會成為紅軍過草地時的救命食物，并且在今天成為“國寶級”文物，它又見證了一段怎樣悲壯的歷史……
松潘草地，對一路征戰、饑寒交迫的紅軍而言，幾乎是一個“死亡陷阱”
長征中，紅軍不僅翻越了多座終年積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跡罕至的茫茫水草地。長征走過的松潘草地，對一路征戰、饑寒交迫的紅軍而言，幾乎是一個“死亡陷阱”。
松潘草地是長江與黃河的分水嶺，位于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的過渡地帶，縱橫300公里，面積約1.52萬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迂回的河道與緩慢的水流，以及盤根錯節的水草結成片片草甸，使這里遍布沼澤。
1935年8月，當長征中的紅軍來到這里時，這里還是人類生命的禁區。
由于紅軍過草地的時候，正值草地的雨季，驟降的暴雨讓地面變得更加濕軟。同時，因為河水暴漲，掉入沼澤、被河水卷走的人就更多了。一位老紅軍回憶：“草地上有不少綠草覆蓋的泥沼，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沒。一個人陷進去后，援救者如果用力過猛，也會被帶入深泥之中。”
在那片一望無際的草地上，到處是沼澤與泥潭，根本沒有路，人們只能踏著草甸前進，一旦有人沒踏上草甸，就會掉入泥沼，搶救稍有不及時，便會被沼澤吞沒。而在草地上過河更是艱難，在河水冰冷的刺激下，身體虛弱的戰士很快就倒下了。
除了行路難，宿營也難，到了夜晚，戰士們只能尋找干一點的地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就只能在泥濘潮濕的草甸上露宿。
松潘草地氣候變化無常，晝夜溫差極大，很多戰士都在睡夢中被凍死。但在所有的艱難中，饑餓是最難熬的。由于在進草地之前，沒能籌集到足夠的糧食，在過草地時，每個人都被饑餓和疾病所折磨。
為了戰勝饑餓，戰士們用野菜代糧。長征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朱德和彭德懷向身邊的同志發出“嘗百草”的號召。有些戰士，為了讓更多的戰友能夠獲得生存的機會，不惜“以身試毒”，付出寶貴的生命。毛澤東高度贊揚“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在“嘗百草”活動中，總是搶在別人前面，率先品嘗。
時任朱總司令警衛班長的張顯揚回憶：“有一回，部隊在一片水草豐盛的沼澤旁宿營，一個小戰士來到水塘旁，突然高興地叫起來 ‘野蘿卜！野蘿卜’，張思德過來一瞧，不遠處長著一叢叢野草，葉子綠，形狀跟蘿卜葉子差不多。那個小戰士興沖沖地跑過來，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張思德忙趕上去，一把奪過來，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細細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澀。不一會兒，張思德感到有些頭昏腦漲，全身無力，緊接著，他肚子一陣絞痛，大口嘔吐起來。他急忙對小戰士說，這草有毒，快，快告訴……沒等把話說完，張思德就摔倒失去了知覺。半個小時后，張思德慢慢醒來，模模糊糊地看見小戰士端著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說，不要管我，快去告訴其他同志。”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在回憶錄中說，紅軍過草地犧牲最大，這七個晝夜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覺得是從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間”。
在最艱難的時候，他們煮過馬鞍，煮過自己身上的皮帶、皮鞋甚至皮毛坎肩
在紅軍長征初期，紅軍還有些干糧，但在過草地的時候，只有隨身攜帶的一些青稞麥，戰士們都要一粒一粒數著吃。青稞麥既吃不飽，又不容易消化，但即使這樣，有總比沒有要強。為了能夠活下去，他們費盡全力找來能夠吃的東西，這些吃的東西是今天人們難以想象的。
在紅二方面軍第六軍團政治部主任張子意寫的長征日記中，這位1935年參加長征、曾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紅軍將領，記載了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之后，共同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的艱苦歷程。日記里描述了紅軍過草地前后籌糧、缺糧的情景。
1936年7月23日，日記記載：十七師、模范師自西傾寺出發后，即大部無糧，沿途亦無補充，盡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隊極疲困，減員兩師達二百人。
張子意日記中所提到的皮革，如今也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這件破舊的高10.7厘米、直徑26厘米的民族風格皮鼓，上面寫著“四川省馬爾康卓克基”9個清晰可辨的紅色字，它也是一件珍貴的長征文物。卓克基，藏語意為“至高圣潔”之地，是當時西康省的一個藏族同胞集聚區。
在皮鼓面上有一塊明顯的缺損，是因為過草地時，饑餓的紅軍戰士不得不將皮鼓面割下一塊吃掉充饑了。而皮鼓上的皮，即使用水煮過之后，仍然是又硬又苦又澀，難以下咽。
吃皮革的故事中，還有任弼時。當草地中的野菜、草根、樹皮都采集完后，為了充饑，任弼時想到了吃皮帶。他和警衛員拿小刀將皮帶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將其燒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段。雖然味道難聞，他卻風趣地稱之為“吃煮牛肉”。
1938年，任弼時準備回延安，然后去蘇聯參加共產國際會議。臨行前，在山西省太行山區王家峪八路軍總部，他將這段皮帶交給警衛員李少清保存，并語重心長地說：“留下皮帶，以后還要吃呀！”李少清一直牢記著這意味深長的話語，并將這段皮帶帶在身邊。1978年9月，李少清將這段見證著長征艱苦歲月的皮帶捐贈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這段過草地時沒有吃完的皮帶，至今上面仍保留著被切割過的痕跡。
類似的事情在戰士們的回憶中，比比皆是。在最艱難的時候，他們煮過馬鞍，煮過自己身上的皮帶、皮鞋甚至皮毛坎肩，由于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飲用后，會有劇烈的腹痛和急性痢疾，因此很多人倒下就再也沒有站起來。
聶榮臻在回憶過草地的那段日子時，曾說道：“天氣是風一陣、雨一陣；身上是干一陣、濕一陣；肚里是饑一頓、飽一頓；走起來是深一腳、淺一腳，軟沓沓、水漬漬。多少人挺過來了，不少人倒下去了。”
有一定毒性的“黃花草”，因為食用后不會有生命危險，被迫成為戰士們充饑的選擇
在長征中，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這四位平均年齡超過50歲的革命老人被稱為長征四老。事實上，紅軍隊伍里還有一個人的年紀與他們相差無幾，他就是朱德。朱德的長征之路比許多人多了五千公里，光是草地，他就過了三次。
對于紅軍總司令朱德以及紅四方面軍的戰士們來說，草地上的磨難遠不止劉英回憶的七個晝夜。他們三次過草地，時間長達一個多月，在漫長的時間里，朱德和紅軍戰士們的食物問題是最難解決的。
1936年早春，為接應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北上會師，朱德帶領著紅四方面軍，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停留了4個月。在這期間，朱德不但要解決數萬紅軍戰士的糧食問題，還要為紅軍過草地做準備。
惡劣的自然條件練就了朱德超強的野外生存能力。早在第一次過草地之前，他就曾經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野菜標本貢獻出來，舉辦了一個野菜培訓班，告訴大家野菜的識別方法與食用方法。
朱德專門請教當地百姓，詢問高原上有哪些可以吃的野菜，在了解到野菜名字和外形后，他立刻借來鏟刀、提簍和口袋，帶領由炊事員和警衛員組成小組去野外挖野菜。很快，野菜小組就找到了牛耳大黃、灰灰菜、野蔥、車前草等十幾種可以食用的野菜。隨后朱德把怎么辨別野菜的知識在部隊中推廣，并把大家找到的60多種野菜整理好，在紅軍大學臨時設置的操場上舉辦了一次野菜展覽會，讓戰士們排隊依次參觀這些奇形怪狀的食物，學習辨別什么樣的野菜能吃，什么樣的不能吃。
為了更好地組織挖野菜，紅軍還成立了一個野菜委員會，有二十幾個人，由朱德領導，還有老農也有醫生。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漫山遍野中，搜尋一切可以吃的東西，還編寫了一本《吃野菜須知》的小冊子下發到連隊。
既然朱德已經教大家辨識野菜和毒草了，為什么紅軍還吃有毒的“黃花草”呢？
草地中的野菜是有限的，前面的部隊把可以吃的野菜都挖光了，后面的部隊再找到能吃的野菜就非常困難了。所以這一次過草地的難度比前兩次的難度更大，許多戰士因誤食毒蘑、毒草而死，僅在1936年7月22日的夜晚，就有140人在饑寒中犧牲了。
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饑餓和疾病威脅著每一個人的生命，許多同志在戰場上沒有倒下，卻倒在了草地里。據史料統計，紅軍三大主力在兩年數次過雪山草地期間，非戰斗減員在萬人以上。
這種開著黃花的小草，雖然食用后沒有生命危險，但是有一定的毒性，會讓人感覺四肢無力。戰士們先將它放在水中煮沸，減弱毒性后將水倒掉，再放清水煮，吃起來有點苦味，吃后肚子有些脹，拉綠水，手腳也會有些腫。就這樣，有毒的“黃花草”被迫成為戰士們充饑的選擇。
1936年7月1日，紅四方面軍第31軍93師274團干事劉毅隨部隊第三次過草地到達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紀念日，開完慶祝會后，劉毅和幾個戰友一起采了“黃花草”充饑，并特意留下兩株放在隨身攜帶的小盒中珍藏。
1936年8月，他隨紅四方面軍成功走出草地。不久，為宣傳抗戰，劉毅來到了陜西省三原中學向同學們講述紅軍長征歷盡的艱難險阻，并且請學生來品嘗“黃花草”。
1975年10月，為了紀念紅軍長征40周年，劉毅將自己珍藏了近40年的兩株野菜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并附上說明：“這兩株野菜是我跟隨毛主席長征在葛曲河畔草原，紀念黨的生日十五周年散會后，同戰友采來充饑的。我將它保存下來作為紀念。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戰友中，有的為黨為人民光榮地餓死、凍死、戰死在草地、雪山，有的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黨的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這兩株野菜伴隨我行軍作戰革命40年，鼓勵我艱苦奮斗、轉戰南北，在困難中不忘長征，在同錯誤路線作斗爭中，不忘毛主席在長征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艱苦的草地行軍，磨煉了紅軍將士百折不撓的革命意志，培養了他們以苦為樂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堅定了他們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必勝信念，增進了官兵之間兄弟般的情誼。這兩株看似不起眼的野菜標本，見證了紅軍過草地時的那段艱苦歲月，每當參觀者看到它們時，都會被紅軍指戰員為了革命信念百折不撓、不怕犧牲的精神所感動。（楊海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