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與倫比的敦煌藝術，是中國文化一顆璀璨的明珠。敦煌有歷史記載兩千多年，是古絲綢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莫高窟是公元四到十四世紀，歷經十個朝代連續一千年的建造留下來的文化寶庫。莫高窟身處戈壁荒漠之中，生活條件艱苦卓絕，卻吸引著一批又一批有志者扎根于此、默默守護。奉獻是他們一生的信條。今天，就讓我們重溫兩位莫高窟守護者常書鴻、段文杰的故事。
越是艱難越向前
1942年，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從法國留學回來的畫家常書鴻被選為副主任。在此之前，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型浮雕《皇后禮佛圖》被人劈成碎片分包偷運出國的事件引起了廣大文化界人士的憂心。歷經多次劫難的敦煌石窟，可不能再經受如此遭遇啊。癡心莫高窟的常書鴻，為了實現去敦煌的夢想，開畫展、賣家具、當行李籌措經費，他已經做好了吃苦的準備。
1943年3月，常書鴻率隊踏上了敦煌的土地。此時莫高窟滿目瘡痍，藏經洞里近萬件寶物被伯希和、斯坦因等掠走，洞窟內的壁畫和雕像亦遭人為剝離，淘金人在窟前放羊、在窟里做飯燒水。見此情景，常書鴻立志有生之年為保護和研究莫高窟而奉獻自己所有的力量。
常書鴻笑稱來到敦煌的第一頓晚餐是“粗枝大葉飯”，筷子是從河灘上折來的紅柳枝做成的，可謂“粗枝”；主食是切得指頭寬的厚面片，可謂“大葉”，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生活上已是如此困頓，而修復保護莫高窟的工作更需要從零開始。常書鴻等人與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著赤腳，用渠水將積沙清走，建成千米長的沙土墻，用來阻擋風沙。從事修復臨摹工作時，沒有紙，他們就用窗戶皮紙裱褙；沒有筆，他們將禿筆修理后再用；沒有顏料，他們用紅泥、黃泥等材料自制。臨摹窟頂畫時，頭昏腦漲、惡心嘔吐是常事，甚至有墜落的危險。
1945年4月，常書鴻在為敦煌嘔心瀝血之際遭遇不幸，結發妻子離開了他。遭此打擊，誰能不感到失落呢？在這段日子中，常書鴻以北魏壁畫《薩埵太子舍身飼虎圖》激勵自己，常書鴻想薩埵太子可以將身體舍棄給饑餓的老虎，“我為什么不能舍棄一切侍奉藝術、侍奉這座偉大的民族藝術寶庫呢？”后來，常書鴻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這兵荒馬亂的動蕩年代里，它（莫高窟）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護，需要終生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為了個人的一些挫折與磨難就放棄責任而退卻的話，這個劫后余生的藝術寶庫，很可能隨時再遭劫難！”
然而，打擊接踵而來——1945年7月，國民黨政府下令撤銷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寫信給社會賢達，呼吁他們支持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事業，信的末了，他總不忘加上一句：“我所同仁，誓死不離敦煌！誓死不離莫高窟！”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常書鴻的努力下，在傅斯年等社會賢達的幫助下，敦煌藝術研究所總算是留住了。
苦盡終會甘來。1947年，常書鴻與被稱為“敦煌癡人”的李承仙結婚，從此相伴終生。他們在對莫高窟進行修復的同時，致力于宣傳敦煌文化，在蘭州、南京、北京等地，他們都曾舉辦過展覽，引發國人對敦煌文化的關注與重視。
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升格為敦煌研究院。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敦煌研究院逐步發展壯大，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古代藝術研究機構。
人的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常書鴻將一生都奉獻給了敦煌藝術的保護和研究，即使在彌留之際依然心心念念著敦煌。人們欽佩于他的奉獻，稱其為“敦煌的守護神”。日本人池田大作曾問常書鴻：“如果來生再到人世，你將選擇什么職業呢？”常書鴻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來到這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唯無我方成大我
1994年8月，敦煌學國際研討會在敦煌莫高窟舉行，這樣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敦煌研究院已經在1983年、1987年、1990年舉辦了三次。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之所以要花費許多精力組織這些會議，是為了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窘態。
段文杰，1917年出生于四川綿陽，21歲時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1940年考入重慶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段文杰與敦煌結緣于1944年的一次展覽。當時，段文杰站在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前，被畫中人物的形象、線條、色彩、神態、服飾之美深深吸引，沉醉其間不能自拔。那一刻，他決心將自己的藝術生命交給敦煌。
1946年，段文杰和一批年輕的“朝圣者”來到敦煌。那時敦煌的生活條件仍十分艱苦，交通也極為不便，公共汽車一周來一趟，沒有公共汽車的日子里，莫高窟仿佛是座與世隔絕的孤島。物質的匱乏與精神的痛苦，使許多人選擇了放棄，但段文杰卻堅持了下來。
這得益于段文杰良好的心態，即使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他也能表現出“既來之，則安之”的豁然氣度。在敦煌這片土地上，來來去去不知有多少人，但像段文杰這樣死心塌地、耐得住寂寞、長年累月以莫高窟為家、四十年后才回故鄉探親的人卻少之又少。在個人際遇最困難的時候，有人問他，你是回四川老家，還是呆在敦煌。段文杰干脆地回答：“我就呆在敦煌，哪里也不去。”“唯無我方成大我”，只有全情的投入，才能換來累累碩果。
段文杰當時的工作有兩項：一是對莫高窟重新編號，二是組織力量進行壁畫臨摹。無論是哪一項工作，段文杰都發揮了骨干、尖子的作用。莫高窟洞窟幽暗狹窄，夏如蒸籠，冬如冰洞。為了保護壁畫，即使是再冷的天也不能在洞內生火取暖，就連燭火的燈芯也要嚴格控制。段文杰和他的同事們，只能一手秉燭一手作畫，作畫過程中，臨摹者要從各個不同角度、方向反復觀察、研究，經常頭昏眼花，特別是在進出洞內外時，由于光線反差大，對眼睛刺激厲害，對視力的損害是很嚴重的。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段文杰臨摹了不同時期敦煌的精美壁畫340余幅。
段文杰認為臨摹畫作，一要客觀踏實地再現原貌，二則重在傳神，三是繪畫技巧不低于原作水平。在臨摹《都督夫人禮佛圖》的過程中，段文杰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查閱了許多資料，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練習，歷經四個月才完成了等高的巨幅畫像，充分反映了畫作的原貌。此畫后來在世界巡回展出，讓人們近距離領略到了敦煌藝術的魅力，獲得廣泛好評。可是又有誰知道，在臨摹畫作的過程中，段文杰患上了嚴重的白內障。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長。當時的敦煌研究院與外界的交流較少，許多研究成果都無法走向世界，無法在敦煌學的國際競賽中展示中國學者的風采。段文杰任職后，一門心思想把中國的敦煌學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以寬廣的胸懷在學術上不遺余力支持研究院的同志。在他的領導和組織下，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取得長足進步，令國際學術界刮目相看。面對這樣的成就，段文杰卻謙虛地表示：“敦煌學回歸故里，這是中國敦煌學者共同努力的成績，敦煌學是國際的學問，歡迎各國學者進行研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就是段文杰，他用畢生的心血，為莫高窟的昌盛，為敦煌藝術的光大執著追求。
在兩代莫高窟守護者的身上，我們領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具有的強烈感染力。大漠雖遠，因為一座藝術的寶藏、一顆文化的明珠，令無數人心向往之。值得高興的是，常書鴻、段文杰所致力的事業傳承了下來，對于敦煌藝術的魅力、傳統優秀文化的魅力，我們今天無疑有了更深的認同，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能成為大漠寶藏的守護者。（易雨 顧萍 崔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