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
楊深秀（1849－1898年），字漪邨、儀村，本名毓秀，山西聞喜縣儀張村人。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底授山東道監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和御史宋伯魯等在北京發起關學會，講求變法。戊戌變法中，不避艱危。變法失敗后遇害，為“戊戌六君子”之一。梁啟超稱贊他“居京二十年，惡衣蔬食，敝車羸馬，堅苦自勵，高潔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
山西省聞喜縣是楊深秀的家鄉。清朝時，聞喜的科試、歲試要交“公堂禮”。所謂“公堂禮”，就是新進生員每逢歲、科兩試的考棚費和送禮費。每逢科試、歲試，許多家境貧寒者竟因拿不起“公堂禮”而不能進學，士子們苦不堪言。
有一次，楊深秀回到聞喜，面對“公堂禮”弊政，聯合地方紳士，向縣府提出建議，用里民之費“里書銀”（里書又稱冊書、扇書，里書銀指編造冊籍的費用），抵頂歲、科兩試的攤派，革除多年來壓在新進生員身上的“公堂禮”，以發展教育，多出人才。
《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碑
楊深秀的建議得到開明知縣朱光綬的支持。經絳州正堂李煥楊、河東道臺江人鏡和欽憲閻敬銘批準，同意免去“公堂禮”，士子們拍手稱快。楊深秀又應官紳所請，專寫一篇《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的政事碑文，連同呈稟及各憲之面諭，謄寫碑陰及左右兩側，勒之于石，以示對這一弊政的永遠革除。
《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碑文拓片（局部）
該碑原立于聞喜縣文廟牌樓前右側，今存聞喜縣博物館，是現存僅有的一件與楊深秀生前有關的石刻書法文物，彌足珍貴。
古之為政者，為民興利而已。有一事焉，驟聞之，利也，實覈（通“核”）之而非利，是可行乎？有一事焉，驟聞之，非利也，及身歷之而利見，是可不行乎？且非利之利乃大利，行之民或不能即知；行之士則宜，一望而知也，士固能深諳諸事理者也。然且倉卒未能周知者，良以此事之初本有小利焉。一用以易此大利，大利或未即至；縱至，非人人身被之也，而其初之小利已頓失矣。是以不免有后言。然而君子依然行之而不疑者，見其大而不惜其小故也。
聞喜大縣，士之舉弟子員者，三歲兩試入學約六七十人。科試借棚平陽；歲試則學使者直按臨于絳。廚傳傔從供張之費，實由縣署攤捐。值科尚少，值歲且倍之。往時諸令，每索此費于新進生，曰：“公堂禮”。甚至名捕比追烈于催科之擾。中間亦有賢父母，如侯官彭公翊，杞方公戊昌，俱嘗豁免，不索一錢于士子。而相沿既久，歷任之追索，仍不少貸。
去歲科試，歸安朱公光綬署是邑。初，亦擬豁免此項。吾輩再四思之，異數倖邀，不如陋規杜絕之為善也。廉俸抵補，不如羨余挹注之為安也。吾局為里民之總，里民每歲置買田產，過割錢糧，畝出若干文，雇書手謄冊。書手欲為此者，向皆醵金里局，署券承攬。
今局章業已更新，局費幸不支絀，吾輩安所用此金哉？夫此金雖出書手，實亦里民之資也。新進生雖號士子，實即里民之秀也。以里民之資，濟里民之秀者，圣人所云，因利而利，計無便于此矣。因即稟請，轉詳上臺。以里書每歲醵金獻署中，抵歲、科兩試攤捐。俾士之入學者，終無追呼之虞，且永革“公堂禮”名色。驟聞之一若小利損失，仍無所謂大利者。第詢之后來入學人，一身歷而利自見矣。吾輩亦何必身被之哉！又況吾局實皆在籍士夫，昔入學日嘗受追呼之擾。一旦去此，撫髀爽然。且又安知吾子弟不即入學，行且自被之矣。吾所謂非利之利乃夫利者，愿與吾里民共享之。此所以毅然行之而不顧浮言也。
——摘自楊深秀《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
【譯文】
古代處理政務的官員，就是為百姓興辦有利益的事業罷了。如果有一件事情，猛然一聽，覺得有利，確實查核之后卻覺得沒有利益，那么這件事還能實施嗎？如果有一件事情，猛然一聽，覺得沒有利益，等到親身經歷之后發覺利益顯著，那么，這件事能不實施嗎？而且，看似無利的利益卻是大利益，在百姓中推行或許百姓還不能很快理解；在士人中推行卻很合適，（士人）一看就明白，士人本來就能夠深深明白各種事理啊。然而倉猝之間，不能讓所有人都明白，的確是因為此事當初有小小的利益在里頭啊。（再說）一旦施行想圖謀獲得更大的利益，大的利益也許不能立馬獲得；縱然獲得，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而且當初的小利也消失不見了。因此免不了事后遭受流言蜚語。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君子依然自信地實施而毫不猶豫，是因為能看出其中的大利合理，而小利不合情理的原因啊。
聞喜是個大縣，參加科舉考試的生員，三年間有六七十人參加歲、科兩試。科試在平陽府借棚（異地借考）；歲試，學政大人就只到絳州府巡視（未到聞喜）。仆役侍從以及所有費用，實際上都由各縣攤捐。在科試年還少點，到了歲試年費用成倍增加。往年慣例，這項費用都由新進生員攤派，就是所謂的“公堂禮”。甚至派捕快嚴定期限催促交納，比審問判罪還嚴重。中間也有清賢的父母官，如侯官彭翊先生、杞方（字戊昌）先生，都曾豁免“公堂禮”，不向讀書士子索取一分錢財。然而這個惡例沿襲已久，歷任縣令征收索取起來一點也不寬恕啊。
去年，（浙江）歸安人朱光綬擔任本縣縣令。起初也打算免去此項弊政。我們幾人再三考慮：與其作為一項例外的請求（而免除），不如建章立制徹底根除為妙；與其用廉俸（清朝政府撥發的養廉銀）抵充補足，不如把羨余銀（政府的附加費）多余部分劃撥例支，從而一勞永逸。縣衙總攬百姓政務，百姓每年置買田產，交易錢糧時，從每畝抽錢若干文，用于雇傭書吏登記造冊。書吏抽錢有何用途？過去都是把這筆錢聚斂在縣衙，縣衙登記在冊統一管理。
如今縣署的制度已經改革，縣署的經費支出足夠分配，我們這些人哪里能夠用得著這筆錢呢？這筆錢雖然來自于書吏，但也是全縣百姓的錢財。新進的生員雖然號稱士子，實則也是全縣百姓的優秀人才。用百姓的錢財幫助百姓的人才，就是圣人所說的“借人民能夠得利的事情而使他們得利”，沒有比這更好的謀略了。根據以上情況，請示朱光綬縣令，又經縣令轉報上司。用縣里書吏每年籌集到的錢財，交給縣衙，抵充歲試、科試兩次科考的攤派，使得科舉的學子，終年都沒有限期催促繳納的后顧之憂，而且永遠革除“公堂禮”種種弊端。驟然一聽，好像小利損失，而大利也沒有見到一樣。但是問到后來科考的學子，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所有的好處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我們這些又何必親身經歷呢！又何況我們作為參加過科舉的士人官員，過去參考求學曾遭受過限期催繳的擾害。如今一旦掃除這項弊政，撫拍大腿是多么爽快啊！況且又怎能知道我們的子弟不參加科考，享受到新政實施之后的好處呢？這就是我所說的無利之利是大利，希望各位長者與鄉里百姓共同享受新政的好處。這也正是毅然決然實施新政而不怕流言的原因啊！
“古之為政者，為民興利而已。”在《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中，楊深秀站在長遠角度考慮，從為百姓謀福利出發，提出用縣衙雇傭書吏登記造冊的“里書銀”抵扣參加科舉的士子的“公堂禮”，既能革除弊政，又能與民方便，促進教育。他倡導提出的“為民興利”這一做官為政的價值追求，與儒家文化“民本觀”一脈相通，強調了為政者要“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思想。也就是說，為政者不僅要自身廉潔，還要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為民興利。時至今日，《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中的諸多思想，仍給人深刻啟迪。（山西省聞喜縣紀委監委 王沛郁丨蘭琳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