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辦行賄與懲辦受賄應并重
——法律理論和司法實踐視角的解析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刑法室主任、博士生導師 劉仁文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再次強調，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持續強化不敢、知止氛圍。“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提出，體現了鮮明的懲治導向，對于奪取反腐敗壓倒性勝利、推進反腐敗斗爭向縱深發展、構筑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從法律理論和司法實踐的角度看，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偏向于一端的賄賂犯罪治理方式顯然有失偏頗。就本質而言，行賄犯罪與受賄犯罪屬于共同犯罪，即使《刑法》沒有設置獨立的行賄犯罪罪名，根據共同犯罪的相關規定也可以以受賄犯罪的共犯對其進行懲處。按照共同犯罪原理，作為共同犯罪人，一方要對另一方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實施部分行為的人要對共同犯罪所涉及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這種共犯關系決定了在同一案件中，對二者的處罰不應存在太大差異，不能因為打擊某一方而忽視了對另一方的處置。
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來看，對行賄與受賄實施并重處罰也是通行做法。如美國的《聯邦賄賂法》第201條規定，重型賄賂罪分為重型行賄罪與重型受賄罪，二者的法定刑一樣。《新西蘭刑法典》第105 條“官員的受賄罪”和“向官員行賄罪”規定：“任何官員，在新西蘭境內外利用權力使自己或他人實施某項作為或不作為，從而收受、獲取或同意幫助收受或試圖索取賄賂的，判處7 年以下監禁。非法地向執法官員提供賄賂，或意圖提供賄賂，從而通過執法官的職權使自己或他人實施某項作為和不作為的，判處7 年以下監禁。”其他國家如新加坡、德國、芬蘭、瑞士等也都是對行賄與受賄并重處罰。
然而，賄賂犯罪具有較強的隱秘性，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往往形成同盟關系的利益共同體。基于這一考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司法實踐采取的是“打擊行賄服務于查處受賄”的刑事政策。不過，這一政策所產生的效果與其初衷并不太一致。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行賄與受賄，原本就是一根藤上結出的兩個毒瓜。行賄犯罪人逍遙法外，有的繼續實施行賄行為，不僅形成一種“負面激勵”，還會讓社會形成“受賄有罪而行賄無罪”的錯誤印象。
考慮到這一情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將賄賂犯罪的治理策略從“重受賄輕行賄”、“打擊行賄服務于查處受賄”等政策調整為“懲辦行賄與懲辦受賄并重”的政策。《刑法修正案（九）》也對行賄犯罪做出了一系列修正，比如限定了行賄犯罪特別自首制度的從寬幅度，將行賄犯罪特別自首制度分成了“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與“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兩種情況。這一規定將有利于在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形成“囚徒困境”，由此加大了對賄賂犯罪人同盟關系的分化、瓦解力度。
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監察委員會將行政監察部門、預防腐敗機構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部門的工作力量整合起來，攥指成拳，形成合力。監察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對涉嫌行賄犯罪或者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監察機關可以依照前款規定采取留置措施”。對涉嫌行賄犯罪或者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采取留置措施，有利于更加方便地收集、固定物證、書證、證人證言等證據，以形成穩定的證據鏈。在當前形勢下，各級紀委監委應貫徹落實好監察法，用好懲處行賄這一“殺手锏”，加大對“圍獵者”的查處力度，形成強大威懾。
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特別是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區域性腐敗和領域性腐敗交織、用人腐敗和用權腐敗交織、“圍獵”和甘于被“圍獵”交織等問題依然突出。其中，行賄者與受賄者之間抱團腐敗是個重要原因。只有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雙管齊下，以法治理念匡正社會認識誤區，改變聚焦受賄忽視行賄的慣性做法，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賄賂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