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比山高，腳比路長。
踏訪了延安梁家河村，深以為然。
時逢寒冬，迎著冬日暖陽，出延安城，上高速路，一路上，山連著山，溝套著溝。一個多小時后，抵達深藏在陜北黃土高坡山坳里的梁家河，舉目四望，全是山，星星點點的窯洞依山而建。
1969年1月，不滿16歲的習近平從北京來到梁家河村插隊落戶，后來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在這里勞動、生活了7年。
“那時候，田，大都在山上，交通可不是基本靠走，全是靠走。村部連一輛自行車都沒有，到文安驛公社10多里路，就一條羊腸山道，得走一個來小時。”梁家河村老支書石春陽給記者當起講解員。
“當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這里。”2015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回到闊別多年的梁家河，向鄉親們如是感慨，打動億萬國人。
7個月后，習近平主席在美國西雅圖市發表的一次演講中說：“梁家河這個小村莊的變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縮影。”
走進這個“縮影”，記憶的閘門打開，每個人都會觸摸到自己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縮影
“這光景好著咧，自來水都通到窯洞里來了”
掀開箅子上的籠布，是幾個玉米面饃饃。
“現在每天都能吃上肉，卻不敢多吃。患了高血壓、哮喘病，醫生讓少吃精的，多吃五谷雜糧，多吃蔬菜。”戴著金耳環銀手鐲，67歲的劉金蓮一邊往灶里填柴火燒炕，一邊和記者聊著。
劉金蓮的窯洞隔壁，就是知青窯。“知青舊居1號院”的牌子，掛在劉金蓮家的老窯洞上，窯洞懸掛著幾串黃澄澄的玉米和紅艷艷的辣椒，這兒是北京知青在梁家河的第一個住處，保持著原貌。
這幾年來村里旅游的人越來越多，劉金蓮開了個小賣部，出售梁家河牌的紅棗、小米和布鞋，“我雖然大字不識，但也用上了微信支付，游客可以掃碼付款，二女兒還在延川縣城開了家專賣店，游客不便帶走的，留下地址，我讓女兒快遞發貨。”
村上成立了梁家河鄉村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劉金蓮成為公司保潔員，負責就近打掃知青窯的衛生，月工資1200元，“沒想到老了還拿上工資了，這光景好著咧，自來水都通到窯洞里來了。”
如今，村民的飲用水源主要還是當年打的“知青井”。在此之前，梁家河吃水困難，在河邊挖個滲水坑取水，水質不好，也不衛生。
“知青井”旁，一塊上書“飲水思源”四字的石碑矗立；村口的“知青淤地壩”，至今仍是梁家河最肥沃的一方良田……1975年10月接任梁家河村支書的石春陽，對村里大事小情如數家珍：“1982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家都吃上白饃饃；1988年，村里通了電，村民更多知道了山外的世界；2000年，全村一次性退耕還林1532畝，村民不再上山種田，改為種樹……”
當過20多年支書，除了“天下第一難”的計劃生育，石春陽說，最難做的工作是向村民征收農業稅費，“最多時要收8種款項，那叫一個難收！2006年國家取消農業稅，一種款項也不許再收，還給農民發放良種補貼等，看病有新農合，養老有養老金。”
石春陽眼見著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村里道路從土路、石子路、水泥路到鋪上柏油路，現在開車到文安驛鎮上只要10分鐘。“上世紀80年代，村民普遍買了自行車；進入新世紀，摩托車又開始普及；這幾年，買小汽車的越來越多，八成農戶買了私家車，因為娃娃們大都回來了。”
鄉村振興的一種探索
“青壯年大都回村了，人改造環境，環境也在改造人”
和全國眾多村莊一樣，有一段時間，梁家河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村子冷冷清清。
前些年，村里也想請外出的能人返鄉創業，王保林就曾婉拒村干部的邀請。
46歲的王保林是個能人，高中畢業后外出打工，輾轉北京、內蒙古、山西等地20多年，一直從事玉米淀粉的加工銷售，有經營頭腦，做到公司管理層。
3年前，聽說村里要發展鄉村旅游，王保林動心了。他返鄉后有了用武之地，擔任村旅游公司總經理，“除了財務、講解這些專業性較強的崗位，公司吸納了120多名村民就業，全村土地和102孔窯洞流轉到公司統一經營。2017年，旅游公司收入1100萬元。”
再也不是“貧窮”“落后”的代名詞，再也不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如今的梁家河，家家戶戶有事干：種蘋果，搞養殖，辦農家樂，開農家客棧。
王保林的妻子在村口開了一家農家樂“禾豐山莊”，可同時接待280人，“這兩年光山莊每年收入七八十萬元。”
“回家確實比在外面漂著強。”王保林說，當聽到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那一刻，我知道梁家河的路走對了。”
“如果家里好好的，誰愿意背井離鄉到處跑？”31歲的張星接過話茬。他一度10多年沒在村里過春節，“漂”在西安、延安等地，要么當廚師，要么干鋼筋工，兩個職業輪流做。“村旅游公司一成立，我就回來了，開電瓶觀光車，月工資3000元，比在外面掙得少些，但能顧家。”
張星剛注冊了一家企業，名為“梁家河張大嬸農產品有限公司”，主營石磨面，準備春節后實體店、網店一起開張。
梁家河村委會對面，是石春輝開的3孔窯洞賓館，“去年收入兩萬多元，發家致富談不上，養家糊口還可以。”石春輝笑呵呵地說。
石春輝的兒子在延川縣城開過照相館，生意不景氣，回到村旅游公司開電瓶車。“青壯年大都回村了，人改造環境，環境也在改造人。”石春輝舉了個例子，“以前隨手就把抽完的煙盒扔了，現在都拿著，扔到垃圾桶，怎么好意思再當眾扔？都是街坊鄰居在打掃衛生，都亂扔村里怎會這么干凈？”
有大學問的一個小村莊
“大道理咱不會講，但，新時代，能行！”
上午路過鐵業社時，幾個人正在宰羊，下午走進鐵業社時，鍋里正咕咚咕咚燉著羊肉，香氣撲鼻。
“花1000多元買了只羊，提前置辦點年貨。”鐵匠梁玉前笑著把記者迎進鐵業社。
梁玉前17歲起在文安驛公社打鐵，梁家河沒有鐵匠鋪，村民買農具、修農具要到公社甚至縣城，來來回回耽誤時間。為方便群眾，1974年，梁家河村黨支部組織開辦了鐵業社，梁玉前等人被請回村里，負責修理農具，并打造鋤頭、镢頭、鐮刀。
“那時候支部領導晚上常到鐵業社了解情況，有時還掄起大錘幫著我們鍛打，‘打鐵還需自身硬’，我那時就聽到過。”這位每晚必看《新聞聯播》的鐵匠早已練就“火眼金睛”：“十九大后的說法是‘打鐵必須自身硬’。”
村里辦鄉村旅游，63歲的梁玉前重操舊業，讓游客多了一個體驗之處，“現在幾乎沒人買農具了，主要賣一些花鏟、花鋤等實用的小件，平均每天也有100多元收入，每月還有132元的養老金。”梁玉前一邊忙著燉羊肉一邊說，“大道理咱不會講，但，新時代，能行！”
鐵業社只是梁家河當年眾多“從無到有”創舉中的一個，最讓梁家河人提氣的還是，時任梁家河黨支部書記習近平帶領群眾，克服重重困難，1975年修起了陜西省第一口沼氣池，打破了“沼氣不過秦嶺”的斷言。同年9月20日，《延安通訊》通欄刊登長篇通訊《取火記》，濃墨重彩地作了報道。
采寫這篇通訊的曹谷溪現年78歲，他端詳著已發黃的報紙，說自己的得意之筆還是在文中記錄下梁家河黨支部的一句話：“他們豪邁地說：‘困難面前有我們，我們面前無困難！’”（孔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