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朝歷代都重視官吏選拔和管理，中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政治家都懂得，“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為國之本”的道理，在吏治方面留下了很多思想和做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習近平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是唐朝典籍《貞觀政要》中的一句名言，其闡述的是一種人才觀，意思是說國家治理的關鍵在于得到人才。這種人才觀備受前人推崇并流傳至今，就足見發揮人才作用對于治國經邦的重要性。
正所謂：“治國經邦，人才為急。”要得到人才、選拔人才，首先要充分理解和認識選強配齊優秀人才對我們事業發展的重要意義。在燦若星河的中華文化典藏中，有太多關于人才方面的言論，向我們揭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的道理。《詩經》中寫道“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這是以周朝的興盛來進行事例論證，指出周文王尊賢禮士，吸引各方人才爭相投奔，才使得國勢強盛；《材論》中說道“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這是將人才比作國家的棟梁，指出得到了人才，國家就會安定而昌盛，失去人才，國家就會滅亡而受辱；雍正說“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余皆枝葉事耳”，這是將選人用人同其它事務相區分，指出人才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的根本性作用。而我國古代招賢納士的美談也說明了人才是興邦大計。文王渭水訪賢、周公吐哺禮賢、劉備三顧茅廬求賢、蕭何月下追韓信這些故事早已膾炙人口，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人才仍然是第一資源，“要把我們的事業發展好，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干一番大事業，就要有這種眼界、這種魄力、這種氣度”。
那么，如何識人知人呢？對于這一點，前人也早已為我們提供了經驗方法。司馬光的“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告訴我們甄選人才既要看學識也要看人品；白居易的“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則說明分辨人才是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孔子的“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旨在強調知事識人的關鍵在于觀察；康熙的“凡居官賢否，惟輿論不爽，果其賢也，問之于民，民自極口頌之；如其不賢，問之于民，民必含糊應之”，更是主張以民眾的態度來了解官員主政情況。不僅如此，古人還善于從自身實踐出發，將識人辨人的方法總結為“八觀六驗”“五看鑒才之法”“識人七法”等。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中，也有許多內容涉及辨別人才、考察干部的方式方法。他指出，要近距離接觸干部，看干部對重大問題的思考、對群眾的感情、對待名利的態度、為人處世方式、處理復雜問題能力，要帶上“望遠鏡”“顯微鏡”，對干部近距離接觸、多角度考察；多到基層干部群眾中、多在鄉語口碑中了解干部，使選出來的干部組織放心、群眾滿意、干部服氣。
挑選出人才后，又該如何使用好人才？眾多鴻儒學士都對用人之法有過精辟論述，而大多數人都認同“使人者，器之”的觀點。這里的“器”指的是器皿，即要把人才當做器皿一樣，合理使用。韓愈認為“大匠無棄才，尋尺各有施”，這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缺點，只要合理使用，就能發揮作用；王安石《材論》指出“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這是說任用干部要根據人的才能，量體裁衣、安排崗位，這樣才能揚長避短，把事辦好；顧嗣協所著的《雜興》中亦有句名言“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通過將駿馬和耕牛，堅車與船只進行比較，同樣是告誡執政者應當按照各人專長來分配工作。另外，在任用人才方面，古人還講究嚴格考察、賞罰分明等原則，因此便有了“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量功而分祿”“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寧可艱于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等名言。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圍繞“怎么用人”的問題開展論述，他提出“要堅持事業為上，以事擇人、人崗相適”，要改進干部推薦考察方式、推進干部能上能下、匡正選人用人風氣。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并加以領會。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匯聚和培養了一大批致力于國家事業發展的中堅力量，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當前，站在新時代的新起點上，我們仍然要繼續堅持黨管人才原則，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外、國內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形成百舸爭流、千帆競發的人才陣勢，才能不斷積累推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在時代前進的洪流中書寫中華民族發展的新篇章。（謝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