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憲官之職，大則佐三公統理之業，以宣導風化；小則正百官紀綱之事，以糾察是非。”監察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監察官是監察制度運行的主體。如何選任優秀的監察官到監察隊伍中，加強對監察官的監督，使其更好地履職盡責，是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的事。漢魏以后，對監察官的選任“必舉賢才，乃有負謇諤之稱，彰才識之譽”。唐代是監察制度長足發展的階段，形成了所屬臺、殿、察三院分工明確的獨立監察機構——御史臺，同時十分重視監察官的選拔任用和監督。《通典·職官六》中寫道：“大唐立國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即監察官），故御史復為雄要。”《資治通鑒》《冊府元龜》等文獻中記錄了唐代的一些監察制度和事例，筆者梳理了一下，唐代要求優秀的監察官應具備一些特殊的品質，當然，有的監察官具備了這些品質，成為后世楷模，有的人沒有做到這些要求，足以引為警戒。
忠于職守的精神
“治國先治吏”，監察制度是維護“吏治”、保障官僚隊伍穩定有效的重要制度，因此對監察官選任歷來要求絕對忠誠、大公無私。唐代東都留臺（洛陽的御史臺）御史中丞盧弈，在安祿山大軍進攻東都時，其他官員皆已逃跑，他一人獨居御史臺，與留守李憕誓死抵抗，最后被敵所獲，與李憕一同遇害。僖宗時，沙陀軍隊逼近長安，宦官田令孜挾僖宗來到鳳翔，僖宗授太子少傅孔緯為御史大夫，命其率百官趕來。但一些官員因路途艱辛，且田令孜在帝身邊，以生病或朝服等丟失為由拒絕前往。孔緯召集三院御史，聲淚俱下地說：“我們身受國恩，擔任監察官，皇上近在咫尺且多次下詔，我們卻不接受命令，這非臣子之義，平民中的故交遇到危急尚相救恤，何況對待君主？為官當獻身朝廷，怎能背信棄義！”
對于擅離職守、欺君罔上的監察官，唐代歷任皇帝都是不予容忍的。武則天時，監察御史孫承景出任清邊軍監軍，戰后虛報戰功，稱每次打仗必身先士卒，奮勇殺敵，并畫了戰圖上報。武則天聽后贊揚道：“御史乃能盡誠如此！”并提拔其為右肅政臺中丞，讓侍御史張仁愿為其部下記功。張仁愿十分謹慎，詢問孫承景對陣勝負之狀，但孫“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張查明實情之后，以罔上之罪彈劾孫承景，武則天將孫承景貶為崇仁縣令，并任命張仁愿為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
剛正不阿的勇氣
“夫糾察之官，是持邦憲，耳目之任，以司君聽。”監察官掌糾劾百官之職，想要勝任本職，“必當罄其謇諤”，不阿附權貴，敢于直言進諫。一些官員因忠謇正直被任命為監察官，如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誠直，指陳得失，無所回避”，被提拔為侍御史。蘇州刺史李棲筠覲見唐代宗，“敷奏祥明，不事權貴”，代宗贊揚他“忠讜”，并讓其留下出任御史大夫。一些監察官敢于抨彈，受到皇帝贊賞，同時為官員所忌憚，如唐朝宰相張行成擔任侍御史時，“糾劾不避權戚”，皇帝認為他很有能力，對當時的宰相房玄齡說：“觀古今用人，皆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唐代御史中丞魏謨彈劾當時的駙馬都尉杜中立犯貪贓罪，“貴戚憚之”。也有一些官員因過于耿直而遭人所忌，如顏真卿擔任御史大夫時“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為宰相所忌，出為同州刺史”。
而膽小怕事者，則不宜擔任監察官。如文宗時，宰相李固推薦韋溫擔任給事中，文宗認為給事中掌封駁大權，韋溫素來“避事”，只適合做太子賓客之類的官。
明于禮法的能力
一方面，監察官的監督對象涉及國家各個領域的官員，沒有淵博的學識，不熟知并善于運用法律，就無法勝任。如唐高宗認為杜求仁“有雅才”，就任命他為監察御史；武則天認為張仁愿“有文武才”，即提拔他為殿中侍御史。另一方面，由于監察工作涉及面廣，如果不能通曉監察業務、了解為政之要、善于體察下情，就無法做好監察工作，因此唐代重視監察官的“學歷”和“經歷”，監察官多自進士出身，明確監察官應當有基層任職經驗。如唐元宗規定“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唐肅宗重申“御史須曾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薦用”。
對才識能力不足勝任監察官者，將及時對其進行“組織調整”。如高元裕在擔任御史中丞之后，對監察御史杜宣猷、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等無才不稱職的監察官“請出之”，將這些人貶至府縣任職。
嚴于百官的紀律
監察官代表國家行使監督糾察百官的職責，理應成為百官的表率。唐太宗時有個侍御史叫唐臨，“在官簡肅，甚為當時所稱”。對御史工作中的不正之風，唐玄宗下令予以禁止。當時，唐玄宗聽聞御史巡視地方時，“州縣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就發出《戒州縣祗候御史詔》，指出“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茍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御史出巡不得作威作福，地方亦不得夾道迎送，大擺宴席，否則對地方官治罪，并貶降御史。
《唐律疏議》明確對監察官貪贓枉法、索賄受賄的懲罰要嚴于一般官員，“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遺及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糾彈之官不減”。監察官誣告，也將“反坐”，“諸誣告人者，各反坐。即糾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者，亦如之”。（楊俊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