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素有熱愛閱讀、尊重知識的傳統，古人敬惜字紙，一片寫有字的紙頁也不忍廢棄，而書本更是具有神圣的意義。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對于讀書的重視與熱愛，中華文明才能賡續不斷并在新時代發揚光大。
古代社會，不同職業和不同階層的人，在喜愛讀書、熱愛學習上取得了超越時空的共識。他們遨游于知識的海洋，馳騁在思想的疆場，從書中開拓了眼界，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學習到修身的方法，掌握了治國濟世的智慧……古人之重視讀書，正可以激勵我們奮發圖強、手不釋卷。
百姓重視讀書
漢朝的匡衡，出身貧寒，在沒有做官之前，勤奮讀書，非常重視學習。當時，他很窮困，但想盡各種辦法去爭取讀書的機會。匡衡白天工作，晚上想看書，“勤學而無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他在為當地富人打工期間，“傭作以給食飲”，但他不要工錢。富人非常奇怪，問他為何不要工錢。深知富人家多藏書的匡衡說：“愿得主人書遍讀之。”富人非常感動，“資給以書，遂成大學”。通過積年努力，匡衡成為了西漢有名的經學大家。時人有云：“無說詩，匡鼎（鼎是匡衡的小名）來。匡說詩，解人頤。”
北魏的祖瑩，出身富貴，也非常喜歡讀書。他讀書“以晝繼夜”，其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他在父母入睡之后，“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此舉既使自己能繼續讀書，又能不影響父母、避免讓父母操心，可見其用心良苦，時人稱其為“圣小兒”。
明末清初有個叫唐鑄萬的人，做過十個月知縣，而后辭官來到蘇州，成為一介布衣。他生活非常拮據，常常斷炊，以廢圃中枸杞葉為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在這種境遇下，他仍然能夠安貧樂道，以讀書寫書為樂，“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
匡衡、祖瑩、唐鑄萬應說是幸運的，歷史留下了他們的名字，實則還有億萬熱愛讀書的普通百姓，雖然沒有留下名字，卻同樣值得尊重。正是一代又一代熱愛讀書的普通百姓接續傳承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化才能歷經五千年而不絕，并始終有一股來源于普通百姓的力量注入其中，使其活力無限。
學者重視讀書
普通百姓尚且重視讀書，何況學者乎？然而有的學者成名之后，就不再讀書了，半途而廢，殊為可惜，當以為鑒。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開啟有清一代學風的大學者，一輩子始終讀書且卓有成就。因其出身富戶家庭，顧炎武有很好的條件讀書。他遍覽前朝史籍，悉研各類經典，為其形成淵博的知識體系奠定了扎實基礎。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贊道：“亭林（顧炎武之別稱）之好讀書，蓋其天性。”顧炎武為了撰寫《天下郡國利病書》，“凡閱書一千余部”。顧炎武曾游學大江南北，在考察各地的過程中，他交結豪士，獲悉各地山川風俗，他的親身經歷連同書本知識共同構成了著書材料的來源，這也絕非書齋中的學者所能及的。
“君子之學，死而后已”成為顧炎武一生堅持讀書學習的真實寫照。潘次耕在《日知錄序》中說：“先生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他在讀書為學的過程中，認為人格塑造是道德文章的基礎，健全的人格至關重要。他欽佩堯舜的“耿介”，愿意將自己身上的“胸中磊磊”發揚光大。他提倡要用精慎和虛心的態度去對待讀書為學。關于精慎，他說：“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當別人希望刊刻他的《日知錄》時，他謙虛地回答，該書還有許多地方有待提升與完善，尚需一段時間。而關于虛心，他說：“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閻百詩針對他的《日知錄》提出若干條建議，他欣然接受。
清代大學者戴震，一生與書結緣。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戴震，自幼喜歡閱讀各類書籍，而且喜歡探求事物背后隱藏的真理。段玉裁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形容戴震“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難能可貴的是戴震在求學時即表現出刨根問底的探究精神。洪榜在《戴東原先生行狀》中說：“先生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古人注釋經典的作品）訓解之，先生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于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群經、本六書（造字與用字的六種方法）以為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疑，時年先生十六七矣。”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在北京紀昀家中住，一方面當家庭教師，一方面從事學術研究。在此期間，他寫成了《周禮太史正歲年解》等書，名揚天下。后來，他離開北京，在揚州、保定等地為學。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下令開館纂修《四庫全書》，紀昀被任命為總纂官，他向皇帝推薦才華橫溢的戴震為纂修官。戴震在纂修官這個職位上干了四年，主要校勘天文地理、語言文字等方面的書籍，宋儒張載嘗言學者要“為往圣繼絕學”，天文地理、語言文字之書堪稱絕學，這些書籍之難度足以使一般學者望而卻步。梁啟超說：“四庫全書天算類提要全出其手。”倘若戴震沒有常年讀書的積累，沒有深入的思考，是斷不會有其學術事業上的大豐收。
官員重視讀書
古代學者往往具有官員的身份，正所謂“學而優則仕”。官員重視讀書，一來可以從書中獲得處理政務的經驗，二來通過讀書砥礪品德、提高修養、教育子孫。
乾隆時期的名臣汪輝祖在為官生涯中非常重視讀書。他在《佐治藥言》中指出：“遇疑難大事，有必須引經以斷者，非讀書不可。”這是他將讀書與做官緊密結合后得出的結論。這個結論在他的為宦生涯中得到了印證。他在烏程當幕僚的時候，遇到一個案子：有一個姓馮的人，由于本宗沒有人可以過繼給他為子，他就自行收養了他姑母的孫子當自己的兒子。等到這個姓馮的人去世后，一個同姓但不同宗的人卻出來爭著充當他的繼承人，太守竟然同意了這人的要求。汪輝祖輔佐長官重新判這個案子。剛開始的時候，他也沒有思路。但是通過讀書，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他看到宋儒陳淳在《北溪字義》中提到同姓同宗是解決此類問題的關鍵，通過引經據典，汪輝祖“絕其爭端”。
因《顏氏家訓》而名垂千古的顏之推曾歷仕四朝，他自幼愛好讀書，又生逢亂世，自身成長經歷與時代動蕩際遇讓他明白只有讀書才能獲得永恒。當他的長子顏思魯對他說，我們家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雄厚的錢財，我當兒子的，理所當然應該做的就是掙錢養家，您成天告誡我讀書學習，這有什么用呢？顏之推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他認為讀書的價值勝過為生計奔波的價值。他在《顏氏家訓》中告誡自家子弟：“自古明王圣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在顏之推看來，帝王追求學問樹立了榜樣，自己為官擁有一定條件，更要讓孩子養成讀書的習慣。顏之推結合自己的經歷，希望孩子能夠初學《詩經》《論語》，所謂學《詩經》利口舌，學《論語》明志向；繼而讀《禮記》《左傳》，所謂讀《禮記》以修身，讀《左傳》可以鑒史知今。顏之推認為：“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而讀書正是“自求諸身”的不二選擇。
帝王重視讀書
上文顏之推云：“自古明王圣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古代重視讀書熱愛讀書的帝王不少，而清代的康熙尤可稱為榜樣。
《清史稿》評價康熙“圣學高深，崇儒重道”。他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的成就，就在于對書籍與學習近于癡醉的追求。康熙從思想層面上很早就認識到研習儒家經典的重要性：“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益。”康熙不僅在思想上非常重視學習儒家經典，還身體力行地主動學習儒家經典。青年時期的康熙不僅早起用功讀書，“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還能在政務繁忙之余通過經筵日講等制度深化學習，正如他所言：“朕于政務余閑，惟日研精經史。”
康熙讀書之辛苦令人同情，他在《庭訓格言》中敘述自己有時政務處理完后繼續讀書，“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但也沒有因此廢棄學習。康熙讀書之癡迷令人欽佩，在巡幸塞外時，非常想看曾經用心朱批過的《資治通鑒》《綱目大全》等書，但因為這些書“卷帙繁多”，“未攜至此”，建議隨駕諸臣“其各以所攜書籍進覽”。隨駕諸臣“以《通鑒》《文選》諸書呈進”后得到康熙“甚善”的評價。康熙由此不忘告誡諸臣：“凡文武各官，皆須讀書，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康熙由此得到“自古帝王好學者，遠不能及”的高度認可和評價。
今天我們身處市場經濟與知識大爆炸的時代，不少人產生了一種頗為消極的情緒：讀書有什么用？反正也讀不了那么多書。實則，這個時代不僅更需要我們讀書，而且需要我們有更宏大的眼界，用更高效的方法去讀書。古人尚且手不釋卷，今人哪有舍棄書本的道理？（石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