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投云，朝陽騰海，任由歲月悠悠，志士訴不完家國，江山出不盡英雄。
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金廷始行三皇、五帝祭禮，而鐵木真征服了乃蠻部、蔑里乞部，這一年，廬陵人周必大與廬陵知縣趙汝廈在廬陵縣學內建三忠堂，祭祀歐陽修、楊邦乂與胡銓三位鄉賢，并率縣學生員祭拜。周必大作記道：“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廬陵縣學三忠堂記》為周必大這位南宋中期文壇盟主的絕筆之作，當年十月，他安然離世。
本篇的故事卻要從周必大所提到的謚號為“忠簡”的胡銓說起，胡銓與李綱、趙鼎、李光并稱“南宋四名臣”，他的家鄉便是廬陵薌城。
胡銓慷慨陳言
胡銓之所以能夠昂然走進青史，緣自于他那篇震驚朝野的“乞斬秦檜”疏。紹興八年（1138年），金國派遣張通古、蕭哲二人作為“江南詔諭使”，攜帶國書，在宋朝使者王倫的陪同下，來到都城臨安進行和談。金使態度極其傲慢，目中無人，要求南宋屈膝臣服，并許下很多“空頭支票”，秦檜等人賣國求榮，主張應允，激起了朝中多數大臣與全民的義憤，當時身為樞密院編修官的胡銓尤為憤慨。
他直言上疏道，我堂堂大國，豈能受此奇恥大辱，切要識清金人陰謀，聽聽軍民議論啊。寫到激烈處，胡銓慷慨道：“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愿斬三人頭，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此疏一出，秦檜又恐又急，即以“狂妄上書，語多兇悖，意在鼓眾，劫持朝廷”之罪，將胡銓除名，貶往昭州（今廣西平樂）。
但如雷般的壯懷抨擊是遮不住的，有人將奏疏付印散發，大家爭相傳誦。金人聽說后，也求購此書，讀后君臣大驚失色，連稱“南朝有人”。
胡銓忠直敢言、憂國憂民的品性不是突然迸發的。在被貶途中，胡銓一定會想起十年前的一幕，那時他才二十六歲。宋高宗在淮海策問進士，胡銓回答道：“陛下起于干戈鋒鏑之間，外亂內訌，而策問臣下數十條，都質問于天道，而不傾聽民眾呼聲。”多簡單的道理，民心即天心，知易卻行難。
在眾人營救下，秦檜迫于公論，改派胡銓去廣州監管鹽倉，后又將其貶至新州（今廣東新興）。
光陰如梭，上疏被貶已十年，年近半百的胡銓雖顛沛流離，但身處逆境而堅守忠節。他在新州填詞《好事近》一首，下片寫道：“囊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從表面上看，是說自己出頭之不合時宜，實際是在痛罵權奸，讓忠良之士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得。秦檜聽聞后愈發惱恨，遂將其移送吉陽軍（今海南崖縣）編管。
胡銓遭貶十七年后，秦檜死，二十四年后，胡銓得到起復，宋孝宗意味深長地對他說：“很早就聽說你的耿直誠實了。”后來，胡銓積極上書數不勝數，勇于談論政事缺失，在一次金國請求和議時，胡銓本色不改，上奏道，“愿絕口勿言‘和’字。”
胡銓高壽，在致仕當年病危，彌留之際，他留下遺言，希望孝宗“舍己為人，安民和眾”，而對自己，他亦有期許，“為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就在忠君愛民、殺敵報國的囑咐聲中，胡銓溘然辭世，享年七十八歲。
“以身去國故求死，抗疏犯顏今獨難。”這是胡銓一生的寫照，這句詩是他送給同道中人趙鼎的，胡銓的《哭趙公鼎》又何嘗不是哭自己？在詩的尾聯，胡銓既發出了平生悲憤，又道出了百年夙愿，“天地只因慳一老，中原何日復三關？”
“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還是忘年交王庭珪對胡銓的評價最為精準。此詩作于三十六歲的胡銓請斬秦檜被謫，五十九歲的王庭珪為其送行時，王庭珪也因此被坐訕謗而遭流放，但王庭珪終身不悔。他堅信，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個道是為國為民的大道，值得為之傾灑一腔熱血，更何況受一些貶謫之苦呢？他更確定，自己的小友胡銓對坎坷的一生亦是無愧無悔。
周必大忠諫報國
胡銓是周必大所推崇的鄉賢，相比起胡銓，周必大的一生平順得多。他雖歷經四朝，但其命運沉浮主要與宋孝宗息息相關。他比孝宗大一歲，孝宗即位后，周必大任起居郎，此后近三十年中，這對君臣勵精圖治，重視民生，呈現了天下康寧的升平景象。
縱觀周必大的宦海生涯，無論是早先的秘書省正字、國史院編修、監察御史，還是后來的吏部尚書、樞密使、左丞相，一直以國事為己任，以敢諫善諫勤諫著稱，很多言辭令后人聽來肅然起敬。
孝宗初即位時，想在經筵上與周必大探討文章，周必大直言不諱道：“經筵并不是分析文章講解句子的地方，想從容不迫地了解情況，增益于圣德，就要探求治理之本。”道理須與實際相結合，尤其需要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如此才是興邦之正道。后來在經筵侍講中，他講到邊境之事，孝宗表示對蜀地感到擔憂，周必大乘機道：“蜀中百姓受困苦已經很久了，希望朝廷減少賦稅，這樣才能安撫地方。”
周必大立朝剛正、遇事不阿，有兩次因朝廷用人不當，他都行使了封駁之權，并因此或辭官或罷官，他秉持一顆公心，始終泰然處之，周必大也因此得到孝宗的稱贊：“你不迎合別人，也無所依附，正是我最器重的。”
據記載，周必大身材高大而臉龐清瘦，樣貌如同野鶴。孝宗在一天退朝時，若有所思道：“好一個宰相！只是怕他福薄。”一個老宦官在孝宗身邊說：“官家所感嘆的，難道不是周必大嗎？人們觀察司馬光的畫像，也像周必大一樣清瘦。”司馬光乃北宋名臣，宋人對其推崇備至，將周必大與司馬光相提并論，確是對周必大努力政事的一種褒揚。
在宰相任上，周必大主張強兵、富國、安民、政修，使治下民和俗靜，牛馬遍野，迎來了南宋最為穩定的一段時期。那個早年喪父、漂泊不定的廬陵少年，終于成為一位富有才干的政治家。
晚年周必大回到了家鄉，他安于平淡，開辟田園數畝，“郊居三池皆種蓮”。除了建三忠堂之外，他還刊刻了《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使歐陽修的文章得到更完整的保存，這一定本被歷代奉為私家刻書的典范。
七十九歲的周必大壽終正寢，寧宗命人為周必大撰寫碑銘，并以篆體書寫碑額“忠文耆德之碑”。人處逆境需不折不撓，而人在順境更要慎始敬終，這全在各自的把握。“忠文耆德”這幾個字，周必大當得起。
楊萬里正心誠意
楊萬里比周必大小一歲，兩家相距不遠，且二人曾一同參加紹興二十年（1150年）廬陵解試，一直保持著密切交往，致仕后均歸居廬陵。
雖與天意無關，楊萬里的生卒之年都不太平，他出生那一年發生靖康之難，北宋滅亡，他去世那一年鐵木真被推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在時局動蕩、內憂外患中，楊萬里自然養成了深沉的為民愛國情懷。
青年楊萬里，曾拜會謫居永州的張浚及謫居衡州的胡銓，張浚勉之以“正心誠意”之學，楊萬里服膺其教，名其讀書之室曰“誠齋”，又請胡銓為之撰《誠齋記》，于是，張浚、胡銓兩位愛國名臣成為楊萬里終生效法的榜樣。
楊萬里善治。他初到奉新知縣任上時，當地大旱，牢中關滿了交不起租稅的百姓，而府庫依然空虛，楊萬里深知是小吏中間盤剝所致。所以他下令放還牢里的百姓，并且不允許小吏擾民，只是張榜于集市，告知只需繳納官定稅賦的額度，并放寬繳稅期限，結果百姓紛紛自動納稅，一月之內全部交清。
楊萬里素有廉名。他曾任江東轉運副使，在這個旁人看來是管錢的“肥差”上，楊萬里兢兢業業、清清白白。在卸任時，賬面結余有錢萬緡，按照當時官場慣例，這筆錢可由楊萬里支配，但他分文不取，盡數留于官署。
其實，楊萬里對世俗的名利始終看輕。在任京官時，他直指時弊，無所顧忌，就做好了隨時丟官的準備。他總是將路費鎖置箱中，又告誡家人不得買大件物品，為的是返鄉時防止行李累贅。
楊萬里是絕不妥協之人，所以備受打壓，他的青壯年竟有近一半時間都是待命在家的。正因為如此，他將胸中的波瀾，或是化作洶涌江潮，或是化為靜美溪流，以一個“新”字在中國詩詞殿堂中占有重要一席。
三十六歲那年，他決定與過去的創作告別，他默默燃起火苗，將以往上千首詩付之一炬，在火光中跳動的，是他要掙脫前人窠臼的決心。
楊萬里不再遵循“江西詩派”的理念，何必將心思都花在故紙堆里？他將目光投向自然，又折射到自己的內心，終于找到了獨具一格的風情，謂之“誠齋體”，又稱“活法詩”。
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一言概之，就是“捉”，詩是用活泛的心捉來的，而不是苦思冥想來的。眼中有景，心中有情。“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戲掬清泉灑蕉葉，兒童誤認雨聲來。”楊萬里就像一位有愛的父輩，把筆墨當作相機，將生活之美、童趣之美一張張拍攝下來，讓轉瞬即逝變成永久流傳。
少一份古板物象，多一份新奇意境。楊萬里的詩，為南宋詩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氣，賦予了世間萬物靈性，是一場值得回味的青春旅行。
拋開楊萬里的詩，再回到現實吧。楊萬里與禁絕朱熹理學的韓侂胄誓不兩立，韓侂胄修筑南園，曾邀請楊萬里寫記，并以高官厚祿相許，楊萬里道：“官可棄，記不作也。”開禧二年（1206年）夏天，楊萬里因憂憤成疾，身體已經很差了，他得知韓侂胄出兵北伐之事，登時痛哭失聲，亟呼紙書道：“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然后又寫了幾行告別妻兒，筆落，人逝，享年八十歲。
果然如楊萬里預料，這場戰爭并沒有完全做足準備，因而將帥乏人、部署失宜，導致北伐再一次失敗。
楊萬里去世三十年后，同樣是在“映日荷花別樣紅”的夏天，文天祥出生了。他在一首律詩中寫道：“欲酬長者殷勤祝，坎止流行學四忠。”而他，憑著“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的壯烈，成為了廬陵“五忠一節”的最后一位。
時光又過了將近七百年，1928年4月的井岡山郁郁蔥蔥，春風浩蕩，這片屬于古廬陵的熱土上，迎來了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勝利會師，從此，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在這里點燃，通過不懈奮斗與犧牲，終于染紅了整個中華大地。（蔡相龍 陳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