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齋，從來是讀書人寄情寓志、安頓靈魂的地方，單看那言極簡意極深的“齋號”，其個性、志趣、人生態度與精神追求便往往盡在其中。
清代藏書家鮑廷博的“知不足齋”，現代學者呂叔湘的“未晚齋”，國學大師王利器的“爭朝夕齋”，著名作家許地山的“面壁齋”，林語堂的“有不為齋”，姚雪垠的“無止境齋”等，皆是充滿智慧予人啟迪的上乘齋號。
晉代陶淵明的“歸去來館”千古聞名，一篇《歸去來兮辭》撥動千萬人的心弦——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字字句句如出肺腑，極寫歸去來后的一切都是無限的愉悅與美好，來反襯對過往的厭倦。感情真摯，語言樸素，音律諧美，宛如天籟，堪稱完美。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對此文極為推崇，直言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仕，任官十三年，四十一歲時，最后一次做官，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澤令即辭官回家。當時郡里一位督郵來彭澤巡視，官員要他束帶迎接以示敬意。他氣憤地說：“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即日掛冠去職。陶淵明之所以義無反顧地歸去，乃出于對當時腐朽現實的不滿，故特作《歸去來兮辭》以明心志，并以“歸去來館”名之于書齋，顯然，其“今是”與“昨非”令他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清代姚瑩的“十幸齋”，知名度顯然不如陶公等人，但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更顯其特別的價值。他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幸運的，因而以“幸翁”自名。他說：“生平幸得于天者十事，以名其室而為之辭焉。人生有托，使在荒裔絕域或僻陋之鄉，則蠢然沒世已耳。”
這十幸分別是何事？一幸“生在桐城文物之邦”。二幸姚家代有名賢，學問文章，道義宦績，淵源有自。三幸自己一試得舉，一試成進士。四幸方少出仕，周歷世事，見識大漲。五幸有林則徐、陶澍、劉鴻翱三公舉薦，天子用之。六幸天子念其勞，為之昭雪。七幸一再出關，西至喀木（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一帶），殊方情事，了然可征。八幸全身而退。九幸貧士以祿為養，不使途窮。十幸有妻偕老，和敬無違，有子雖少，詩禮自好。大有繁華閱盡，隨遇而安，知足常樂，云淡風輕之意，其實，怡然平和的文字里，蘊涵的是洞徹世事的大智慧，天地世間，“予我者厚哉”。
這位常能感受到人生之幸的姚瑩，是鼎鼎大名的桐城派文章大家姚鼐侄孫。姚瑩于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知縣，辦事干練，誅奸抑暴，“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風俗一變”。次年，調任龍溪知縣，得到“閩吏第一”的美譽。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瑩擢升臺灣兵備道，加按察使銜。鴉片戰爭爆發后，姚瑩和總兵達洪阿一起，組織和率領臺灣軍民五戰五捷，沉重打擊了英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道光帝聞訊大喜，欣然在奏折上批道：“稍紓積忿！”“嘉悅之懷，筆難罄述！”誰能想到，戰事結束后，權臣耆英卻誣告姚瑩“冒功欺罔”，姚瑩竟被貶“以同知直隸州知州”身份，“發四川效用”。盡管這樣，敵視他的官員仍未收手，姚瑩甫至四川，即令其“使乍雅（今西藏察雅）”，“往返六七千里，道經絕漠”，使其受盡折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姚瑩以暮年辭官回鄉，修葺祖宅，并名之曰“十幸齋”。在古代，人們往往以生前顯貴，死后哀榮，萬眾仰視，耀祖光宗為人生最高追求，也被視為最大幸事。可文武兼備、功勛卓著卻一路坎坷、飽受委屈的姚瑩竟說自己不只是幸運，而且大幸，且幸有十焉，不免令人疑惑。其實，倘若切己體察一下，即可廓清一二，無論是萬民擁戴，還是身陷囹圄，都被他當作“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大幸。雷霆也罷，雨露也罷，皆是歷練，皆是生活給予的恩賜與厚愛，他時刻不敢忘記這份恩德。能有此等胸懷，此等境界，古今中外，幾人能與伯仲？
齋號真是一扇歷史的窗戶，所呈現的世界既豐富又精彩，特別是那堪稱注腳的齋記，讓塵封的歲月穿過千山萬水活靈活現地翩翩走來，無論是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還是歐陽修的《非非堂記》，抑或是姚瑩的《十幸齋記》，齋主的內心世界已通體透亮，它是鑰匙，是心靈的顯微鏡，是破譯一個既復雜又簡單，既狹窄又博大的神秘世界的密碼本。
齋號是一部厚重的大書，姚瑩之“幸”更是耐讀無比。（馬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