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修水縣（清代稱義寧州）寧州鎮(zhèn)竹塅村，有一座名為“陳家大屋”的古宅，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如今這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兩百多年來，這里孕育出陳寶箴、陳三立、陳衡恪、陳寅恪、陳封懷等五位杰出人物，世稱“陳門五杰”。這個在山旮旯里的人家，為什么能培育出這么多杰出的人才呢？走進“陳家大屋”，赫然寫著“鳳竹堂”三個字的匾額，或許是答案所在。
“鳳竹堂”，由陳氏先祖陳騰遠所取，為“鳳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節(jié)”之意，旨在訓導陳氏子孫仰鳳凰之高風，慕勁竹之亮節(jié)。鳳竹之風逐漸成為了義寧陳氏一族浸入骨髓的家風傳承。
鳳凰象征高潔，在《莊子·秋水篇》中，莊子說鳳凰“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同時，鳳凰又是人才、學識的象征，如漢語中用鳳毛麟角、龍翰鳳雛等形容稀缺的人才；而竹常常被引申為君子，象征著虛懷若谷、高節(jié)清風、堅貞不屈、昂然高挺的高尚品格。義寧陳氏將鳳與竹的品質融合在一起，以儒家君子“仁”的思想為引領，進而內化為一個家族好學包容、尚德淡泊、愛國守節(jié)的鳳竹家風。今天，當我們追溯義寧陳氏家族歷史時，可以發(fā)現這種融合內化、持續(xù)傳承的痕跡十分明顯。
篤實好學
翻開古今中外眾多文化世家的家族史，他們無不有著異于常人的好學精神。
義寧陳氏亦即如此，他們遵循以詩書立門戶的祖訓，從遷入修水開始就十分強調辦學興才。陳寶箴的祖父陳克繩在護仙源（陳氏遷到修水時第一個落腳點）時，剛剛立穩(wěn)腳跟就創(chuàng)辦了家塾仙源書屋。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陳克繩主持四房分家，在分關文書中，為了鼓勵族中子弟讀書，對志向科考者予以重獎，可以說，陳克繩的這些舉措，促進了義寧陳氏由單純的“耕”到“耕”“讀”結合，古人常說耕讀傳家，就是這個意思。
陳克繩的第四子陳偉琳，則積極參與地方公益事業(yè)，推母及人，用精湛的醫(yī)術施治鄉(xiāng)里，視朋友如至親。到陳寶箴、陳三立父子時，他們視野開闊，順歷史大勢而動，開眼看世界，既站在維新變革的潮頭，又反對脫離實際的冒進。這三代人逐漸將義寧陳氏的影響力由地方推向全國，而篤實好學的精神，絲毫未被家族擴大的影響力損害。
到了陳寅恪這里，在他身上尤其能夠體現義寧陳氏篤實好學的傳統(tǒng)。陳寅恪幼時，即遍讀古書，文學基礎深厚；青年時，他游學多國，在柏林讀書期間，和一些人外出留學只是為了鍍金裝門面不同，他和另外一名求學者傅斯年潛心學習，每天趕早買少量便宜面包，在圖書館一坐就是一天，常常整日沒有正式進餐，也正如此，他和傅斯年被同學們戲稱為“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
由于常年用眼過度，到了晚年，陳寅恪的視力越來越差，甚至引發(fā)了左眼視網膜剝離。雖如此，陳寅恪深邃的眼眸中依然閃爍著智慧，他的包容心讓他打開一扇又一扇窗戶，透過它們，看到的是學問的浩瀚大海。陳寅恪一生博覽群書，又通識世界各國文化，不僅通曉英、法、俄、日等十四種文字，而且對語言學、人類學等亦十分熟悉，這位史學大師著作等身，而在其著作中又處處體現了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理念。
然而，篤實好學的精神，假若僅在陳寅恪一人身上體現，則義寧陳氏不足為吳宓口中的“文化貴族”，其兄長陳衡恪及侄陳封懷亦堪為楷模。
陳衡恪是成就卓然的藝術大師，十分善于觀察生活，向生活學習。一次，他與魯迅等友人在街上行走，旁邊經過一個結婚儀仗隊，陳衡恪認真觀察，不知不覺離開了同伴，魯迅等人發(fā)現他不見后便回頭尋覓，發(fā)現他正緊跟花轎，于是大家都笑話他看新娘子入迷了，但不久之后看到《鼓吹手》等風俗畫中不同人物的性格在畫紙上活靈活現，大家才明白過來他的畫之所以高明，不僅在于其精湛、靈動的筆法，更在于有一種較真的工匠精神。而被譽為“中國植物園之父”的陳封懷，一生致力于研究植物，將在國外學習到的理論帶回國內，融入東方傳統(tǒng)園林之美，成功創(chuàng)建融合東西方風格的廬山植物園等。
正是因為篤實好學，又具包容之心，才使他們在不同領域開枝散葉、各領風騷。
淡泊名利
為人者，當以德行第一，其次為才學。作為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家族，儒家“君子喻于義”的思想已經融入義寧陳氏的文化內核之中。
陳氏先祖陳騰遠“重信義、輕財賄”，兒子陳克繩“用孝義化服鄉(xiāng)里”，對公益事業(yè)慷慨大方，陳偉琳則樂善好施，告誡陳寶箴“成德起自困窘，敗身多因得志”，陳氏先人對仁德的親身實踐，深深影響著后人。
陳寶箴記住了父親的箴言，一生淡泊，兩袖清風，他所任之處均善施仁政、重視民生，將尚德精神融入施政理念之中。
陳三立秉承祖志，不愛虛名、不攀權貴，光緒十五年（1889年），他考中進士，授吏部主事，本應進入被他人艷羨的仕途的他，當看到“蓋廷臣泄沓于內，疆臣顢頇于外，萬事墮壞”時，對清朝官場的腐化極為痛心，毅然辭職，回到湖南，協(xié)助父親在湖南推動現代化的事業(yè)。這是青年時的陳三立，晚年陳三立依舊不改其志。1932年9月，陳三立在廬山慶八十大壽，許多友人前往祝賀，其間同在廬山的蔣介石也派人送來壽禮“千金”，然而陳三立卻“峻拒不納”，完全不懼亦不攀蔣介石之地位、名氣。他的好友、曾執(zhí)掌商務印書館多年的張元濟日后有詩稱贊：“銜杯一笑卻千金，未許深山俗客臨。介壽張筵前日事，松門高躅已難尋?！?/p>
前輩如此，后輩亦不負眾望。作為“恪”字輩的族中子弟，陳衡恪、陳寅恪兄弟二人，不僅才識出眾，而且人品高尚，時時謹承重德才輕名利之風。陳衡恪在北京居住時，有一位叫潘馨航的先生，對他的畫十分欽慕。一次，潘先生登門請陳衡恪作畫十六方，那時定的潤金為每方一元，共計十六元，但潘先生認為定價太低，便給了二十元。陳衡恪不愿多收，他說：“我的畫論價或許不止賣這些錢，但潤例既定，說按規(guī)定收取，我一文也不會多收你的?！标愐撔膶W問，在海外留學多年，由于其不重學位之名而重學識之實，常常惜時如金，用事半功倍的方法學完自己想獲得的知識，無論畢業(yè)與否便輾轉他處繼續(xù)學習新的知識，當他回到祖國時，竟連碩士、博士學位都未取得，為此，人們說他“是一位真正無頭銜的教授”。
愛國忠信
小孝奉親，大孝愛國。義寧陳氏多人青史留名，既得益于其先祖陳騰遠留下的以孝悌為根本的家規(guī)祖訓，也正如陳封雄所說，得益于“一脈相承的堅貞不屈愛國主義思想和高尚的中國傳統(tǒng)道德修養(yǎng)加上各自奮發(fā)不懈的進取精神”。
我們說，當一個民族越處于危難之中，便越能檢驗國人的愛國之心。從鴉片戰(zhàn)爭到新中國誕生的一百多年間，戰(zhàn)火紛飛、民生凋敝，“陳門五杰”亦生活于此時期，憑其一家之才學、家產，或可逃離亂世去到和平之處，然而他們卻選擇與祖國共存亡。
陳寶箴謹記為官者要胸懷天下之道義，常常自問：“是否愛民之心不誠，除害之心不切，有生心害政之事，致釀殃民之禍，中夜彷徨，如刺在背。”他深感國力衰微、民族危難，為救亡圖存，在自己任官的湖南推動現代化進程，希望“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之根基”，以讓國家有所依靠。
陳三立、陳寅恪父子面對日偽軍的“糖衣炮彈”時，始終堅守君子之節(jié)。1937年8月，日軍攻占北平，由于陳三立名望極高，日本人“欲招致先生，游說百端皆不許，說者日環(huán)伺其門”，陳三立十分憂憤并嚴詞斥逐，后絕食五日，于當年9月14日殉國。1941年，日軍占領香港后，陳寅恪一家困居于此，一時糧食奇缺，日偽軍知其通曉日語，又是著名學者，便對他十分“優(yōu)待”，不僅在他家門口貼上記號禁止日軍騷擾，而且還送大米、面粉給他，但陳寅恪寧可典賣衣物，也絕不接受所謂“饋贈”，毅然將物品扔出門外，后來，日本人還想“以日金四十萬元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又被他斷然拒絕。由于不堪其擾，又心憂祖國，陳寅恪便帶領全家離開香港，在海上，他慷慨陳詞：“萬國兵戈一葉舟，故丘歸死不夷猶”。
而作為“封”字輩杰出人物的陳封懷，在外留學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卻始終有一顆中國心。1936年，陳封懷在英國取得碩士學位，其間英方以植物研究無國界為由挽留，出于對祖國的忠誠與熱愛，他拒絕道：“報春花發(fā)源中國，我的根也在中國。”陳封懷毅然回國，積數年之力撰成的《中國植物志·報春花卷》獲得1993年度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而這一年，他與世長辭。
松骨竹苞，高風亮節(jié)，義寧陳氏五位杰出人物身上散發(fā)出的精神特質，既是對家族文化的繼承，更是對中國傳統(tǒng)美德的發(fā)揚。他們秉承著的鳳竹家風，不僅影響著陳氏的后裔，也影響著景仰、贊嘆他們的世人。（黃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