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故世稱涑水先生。他是七歲便因破甕救友而名震京洛的機智少年，是編纂巨著《資治通鑒》的史學家，是北宋四朝重臣。他一生正直磊落、忠心為國，“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這是《宋史》對他的高度評價，他也成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
今年是司馬光誕辰一千年，讓我們重溫他的故事，從中汲取精神養分。
“論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
蘇軾在《司馬溫公行狀》中，對司馬光如此評價：“論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
司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當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于是便給他取名“光”。司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馬池后來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以清直仁厚聞于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司馬光受家庭熏陶，忠厚篤誠。
據宋邵博《聞見后錄》記載，司馬光五歲那年，有人送來一些青胡桃，他和姐姐想吃，卻剝不開皮。姐姐有事走開后，家里仆人用熱水燙開了青皮。不一會姐姐回來了，問他是誰想出的辦法，司馬光逞能說是自己。事情的經過正好被父親看到，他厲聲斥責了司馬光。嚴厲的批評讓幼年的司馬光記憶深刻，“光自是不敢謾語”。
司馬光將“君實”作為自己的字，也許正是提醒自己做到時時、事事要“實”。后來有學生請教他修身之道，司馬光說：“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
時任并州知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的龐籍與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是好友。龐籍經常到司馬光家做客，與司馬光接觸頗多。龐籍是個慧眼識才的人，他看到司馬光品行端莊，天資聰穎，征召他為并州通判。麟州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蠶食這塊地方，成為河東大患。司馬光建議，修筑兩個城堡來控制西夏人，招募百姓耕種，耕種的人多，那么買進糧食的價格就會低，也可以漸漸解除河東高價買進糧食遠距離運輸的憂患。龐籍采納了他的建議。麟州守將郭恩勇猛但輕敵，連夜率部渡河筑城，卻沒有設防，結果被西夏軍圍殲。龐籍對這次事件主動承擔了全部責任，因此獲罪去職，而司馬光幸免無事。之后，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表明郭恩覆滅是自己的過失，龐籍是出于保衛邊防的忠心，“過聽臣言，以至于此”，愿意承擔首要責任。但是朝廷沒有答復。后來龐籍去世，司馬光待其家人如自己的親人。
司馬光與政敵王安石之間的交往，更能體現他的誠與實。二人一個保守，一個激進，但均是竭誠為國之人，只因政見不同成為“對頭”。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司馬光回絕：王安石沒有私心。司馬光還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此“以盡益友之忠”。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傳來，司馬光深為悲憾。他擔心王安石可能會遭受小人的鄙薄和詆毀，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于物澹然無所好，于學無所不通”
司馬光生在官宦之家，但父親司馬池的清廉與儉樸對他影響深遠。他深知“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儉能立名成業，侈必墮落自敗”。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說：“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
司馬光無論早年做地方官吏，還是后來任高官要職，一直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宋仁宗深知司馬光生活窘迫，臨終留下遺詔要重賞一批像司馬光那樣功高德劭的重臣。司馬光率領同僚三次上書，勸諫說：“國家還有大的憂患，內外貧乏，不可專門效仿乾興的舊事。如果必須贈送、賞賜，應準許大臣向上進獻所得賞賜的金錢來幫助營建山陵。”但一連幾次均未獲準。最終，他將朝廷對其賞賜分作兩半，一半充作辦公經費，一半用來補貼貧困親友，自己則分文未取。
他在洛陽閑居時，好友范鎮來看他，走進屋內，除見到四壁的書架上擺滿圖書之外，別無他物。床上的被褥已經破舊，讓人感到寒酸。范鎮深感司馬光太清苦，返回許州后，讓夫人做了一床新被子，托人捎給司馬光，司馬光非常感動，在被頭上端端正正地寫著：此物為好友范鎮所贈。并一直用到去世。
做官幾十年，司馬光只在洛陽有田三頃。妻子去世時，家里無錢辦喪事，只得典當薄田置棺埋葬。而司馬光臨終時，一朝宰相家貧如洗，只有枕間《役書》一卷。
于物無所好的司馬光，卻“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南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記載了他苦學的故事：“司馬溫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群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也留下了司馬光的學習方法：“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從小醉心史書的司馬光尤其喜歡《左傳》。《司馬光傳》中曾記載過他童年讀書的一個片段：“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
在洛陽獨樂園編纂《資治通鑒》時，司馬光讓工匠在園中挖了個大坑，砌成一間地下室，作為寫作之所，美其名曰“壤室”。地下室冬暖夏涼，又無人打擾。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對照之下，洛陽人戲稱：“王家鉆天，司馬入地。”邵雍向富弼講洛陽新鮮事說：“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
司馬光夜以繼日、通宵達旦，還怕自己因疲勞睡過了頭，耽誤編書，特意叫人用圓木做了個枕頭。木枕又圓又光又滑，稍稍一動，頭即落枕，人便驚醒，于是便可繼續起來伏案編寫。后人稱此枕為“警枕”。據說僅編寫《資治通鑒》的草稿就堆滿了兩間房子。
除了《資治通鑒》，司馬光的著作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書法、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鉆研和著述，留下了《潛虛》《涑水紀聞》《司馬文正公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醫問》，等等。
《宋史·司馬光傳》稱司馬光，“于物澹然無所好，于學無所不通”。
“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
司馬光20歲就步入官場，做過縣官、州官等地方官，更多是在京中做朝官，在多個部門任過要職。司馬光又是一位歷史學家，通觀古今，對治國安邦的方略有深入的研究。他秉性剛直，勇于堅持原則，敢于彈劾、批評權臣。1061年，皇帝下詔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兼同知諫院”，這給司馬光建言獻策提供了平臺，他賦詩明志：“恩與乾坤大，身如草木輕。何階致明主，垂拱視生平。”
司馬光經常上書陳述自己的治國主張和施政理念。宋代的科舉制基本上是承襲唐制，注重辭賦的優劣。司馬光認為辭賦是文人的事，當官要德才兼備。他在《論舉選狀》中提出，科舉選人應“以德行為先”，其次是經術，再次是政事，最后才是藝能。“明經”科向來考五經、九經的背誦能力，所以一些擅長背書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國安邦實際工作能力的人反而會落選。司馬光在《論舉選狀》中，主張把“明經”一科從死記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題。1061年，蘇轍在科考的答卷上批評皇帝不關心邊防、沉湎后宮、賞賜無節。胡宿等老臣認為此人狂妄大膽，對皇上不恭，不可錄用。而司馬光則認為，蘇轍直陳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優者。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積弊，贊成司馬光的觀點，蘇轍被錄取了。
司馬光除了關注皇帝修身、皇位繼承、治國政綱等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外，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民眾身上，他發出了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呼聲，這種心系民眾的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等奢侈之風，他上書《論宴飲狀》，懇請皇帝為民著想，悉罷飲宴。他上《言遺賜札子》，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厚賞群臣。他在《論財利疏》中指出：當今天下最苦的是農民，因為“農民苦身勞力，粗衣粗食，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遇到兇年則流離失所，甚至凍餓而死”，建議切實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王安石變法時，因政見不同，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可見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種方式。耗費19年終于完成了《資治通鑒》后，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
司馬光第二次回朝為相后，朝廷對他非常器重，他也成了有“國際”聲望的政治家。西夏、遼國的外交官到了宋朝，一定要探問司馬光的健康狀況。西夏和遼國的皇帝還一再叮囑本國的邊防軍：“現在司馬光當了宋朝宰相了，你們千萬不要挑起邊境事端，免得惹事上身。”
司馬光更是以身報國，不分晝夜地勞累工作。不少人見他身體羸弱，用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勸他引以為戒。司馬光卻說，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別去管它。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彌留之際，司馬光說的還都是朝廷、國家的大事。難怪名相韓琦當初盛贊司馬光“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
1086年9月，司馬光去世。臨終前，他囑咐兒子司馬康：死后仍穿平時衣服，蓋上范鎮贈送的被子，將他的靈柩運回老家，予以薄葬。太皇太后聽到司馬光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喪。京城的老百姓罷市前往憑吊，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前去送葬的人哭得非常真誠，仿佛是在哭送自己的親人。朝廷贈封司馬光為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鄭學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