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賢任能思想與措施
選用統治階級所需要的人才是國家治理能力高低的關鍵。我國歷史上關于選賢任能的思想和措施在春秋戰國之際興起，在秦漢以后日漸成熟。優秀的思想家、政治家懂得“官人，國之急也”“天下治，必賢人”的治國道理；懂得德先才后、選賢不易、用人所長的道理；在選賢任能上，不斷根據社會階級變化與實際需求調整用人策略。
我國歷史上的選賢任能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完善吏制。商周時期是世襲性的世官制。春秋戰國時期是自薦與他薦相結合的薦舉用人制；戰國至秦漢初期還存在以二十等爵制用人的功勞用人制；漢武帝以后至隋唐是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這是一種上下結合、主要依靠輿論評價推薦的用人制；隋唐至明清是以科舉制為主體的考試用人制。從總體上看，選官從散漫走向系統，從主觀認定走向客觀考試，用人逐步制度化；三國以后吏部形成，選人與用人開始分離。
德先才后。“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封建統治階級清楚認識到“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的基本道理，逐步摸索出德先才后的用人經驗，并貫徹到選人、用人、考核過程中。
人盡其才。沒有永久的人才，也很少有全才。以一代之才理一代之事，以非常之才理非常之事，以合適之才理合適之事就是成功。唐太宗在與封德彝的著名對話中提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觀點，是非常明智的用人方略。招募與自薦相結合，定向選拔國家急需人才，也有成功一面。毛遂就是自薦的，絲綢之路的開辟者張騫是招募來的。將突出人才與一般人才區別開來管理也很有必要，我國歷史上“以日月為功”的資歷性升遷，是穩定那些無突出貢獻但也無大過錯官吏的一種方法。將政務與事務從崗位性質上區分是發揮不同人才作用的又一種方式，秦漢以后，官與吏開始分途，吏承擔了各級機構中大量事務性的工作。
我國歷史上形式多樣的選賢任能方式，自戰國秦漢以后推動了階級、階層的流動，囊括了許多優秀人才服務于國家。選賢中的考試方法逐步形成與完善是成功經驗，特別是科舉制，被視為“天下之公”，推動了社會的學習風氣，對維護社會穩定、形成社會公平觀有極大意義。任能中的循名責實、嚴格考核與問責制，是管理人才、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但用人不公、任人唯親、任人唯近、用人體制渙散以至國家用人權力的喪失也是王朝不治而亂的歷史教訓。以經學詩賦為主體的考試內容，以八股為形式的考試方法，使人才知識結構單一、形式僵化，不能適應近代以來國家治理的新需求而顯得暮氣沉沉。清代中期的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詩句，正是對那個狀元輩出但人才缺乏時代的絕望呼喚。
社會治理思想與措施
社會治理是國家的職能之一，也是我國歷史上國家治理的基本內容。
鄉村治理。“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終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治天下，必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我國歷史上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吏一般雖止于縣一級，但鄉里納入了國家行政治理體制。鄉里行政組織及其吏員大體以唐宋為界，分為“鄉官制”和“職役制”兩個階段，其地位前期高于后期。鄉里基層組織兼有民間社區特征，如依靠鄉里代表性人物、宗族鄉紳力量，鄉規鄉約協同國家治理；通過樹立鄉村道德人物形象，建立以年齒為中心的禮制秩序，聽取并選拔鄉村輿論所稱頌人物擔任官職等多種手段，以貫徹國家意志。一些參與鄉村治理的人物，非國家正式吏員編制，體現出一定的自治性，他們對國家力所不及的鄉村事務進行補充，在許多時期發揮出較好的功能。但鄉村治理并不能稱為自治，因為無論在哪個時期，國家對鄉村都有絕對的支配權，這突出反映在司法權被控制在縣一級。
知曉民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歷史經驗。秦王朝嚴厲的輿論控制，是其速亡原因之一。顧炎武認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茍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干戈至矣。”歷代統治者采取派出風俗使者、巡視官員，邀請民間人士顧問對話，甚至微服私訪等方式，了解地方官治理下的社會狀況，為國家決策提供咨詢。漢代著名的“鹽鐵會議”，就邀請了社會上的文學賢良參加，就鹽鐵是否官營等問題與官方公開辯論。而歷代地方民眾亦有向各級政府上訴、上告、舉報的權利。漢代有“自言”“詣闕”上書制度。晉、唐、宋等朝代設有登聞鼓、誹謗木、華表木等，以接納、知曉民意。明代朱元璋甚至規定人人都有至御前奏聞的權利，以達到“廣耳目，防壅蔽，而通下情”之目的。當然，關于相關程序歷代也有制度規定，如需要逐級上訴，嚴控越訴等。
社會救助。在《周禮》《禮記》等傳統典籍中，已有政府應當承擔社會救助的思想與救助內容和制度的設計。儒家的“大同”“仁政”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是我國社會救助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國是一個多災國家，據學者不完全統計，從秦漢到明清，各種災害與饑荒約有5079次。鰥寡孤獨廢疾貧等弱勢群體的存在是社會常態。養老長幼、救災濟貧及相關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是思想家和歷代政府關注的問題。不晚于秦漢，政府在養老、救災、濟貧等方面都有相關制度措施。宗族與民間的互救互助是國家救助的補充，也是我國特色。歷史上曾有采取以年齡分層的政府養老救助制，但效果不是非常理想。大力提倡以孝為中心的家庭倫理，政府給予老人較高的社會地位，鼓勵家庭養老的辦法，顯然是比較好的經驗。（卜憲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