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監察立法，最早見之于史料比較成熟且有系統性的法令當屬西漢武帝時的《六條察郡之法》（又稱《六條問事》），我們俗稱為“漢六條”。
“漢六條”以前，我國古代的監察立法處于初創和形成階段，以國王發布的誥、命、訓、誓等為主，比較零散和粗糙。
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現了治官之法，并孕育了監察立法的萌芽。及至春秋戰國，隨著社會關系的重構，“治吏”已然成為了監察立法的重要內容。戰國時齊相鄒忌制定了《七法》以督奸吏。
秦時有對行政監察和司法監察的用律，雖然零散缺乏系統性，但有關察吏的規定已成為秦律的重要部分，顯示了秦王朝以法治吏的大略和我國歷史上法制文明的進步。不斷發現的秦簡讓我們能夠在千年之后進入到秦國司法的現場。睡虎地秦簡《語書》載：“今且令人案行之，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論及令、丞。有且課縣官，獨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這是秦國南郡向所屬各縣發出的一個文件，郡上將派人來各縣“案行”，對不從律法者，將其繩之以法，對令、丞也要論處，還要考核各縣官吏，哪個縣里多有違犯律法而令、丞不予查處者，將對令、丞繩之以法。
漢初，監察立法沿秦制，以漢律和詔令為主。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輔不法事，有：辭訟者、盜賊者、鑄偽錢者、獄不直者、繇賦不平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當服者，凡九條”。上述九條我們稱之為《監御史九條》，它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地方性成文監察法規，它約束的地方區域限于三輔，也就是京畿地區的京兆尹、左馮翊和右扶風。雖然惠帝頒行的《監御史九條》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它為“漢六條”的產生打下了基礎。
“漢六條”的產生有一個大的歷史背景：高祖初年實行分封制，緊接著實行的休養生息政策使經濟得到恢復，同時也使地方豪強勢力坐大，以致景帝時發生了“七國之亂”。“七國之亂”直接促使了漢代第一次較為廣泛的立法活動。
到漢武帝時，我國古代的監察立法迎來了一個新階段。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撤銷了在各郡設置的監察御史，四年后將全國分為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交趾、朔方等十三部州，即十三個監察區，各設部刺史一人作為派往地方的監察官。為了做到“有法可依”，又在《監御史九條》的基礎上制定頒發了《六條察郡之法》，又稱《六條問事》，即本文所稱的“漢六條”。
“漢六條”的具體內容是：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
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
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苛阿所愛，蔽賢寵頑。
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
六條，二千石違公比下，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也。
《六條問事》的針對性很強，它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為主要監察對象，其次是地方強宗豪右。監察的具體事項也很明確，主要是針對二千石不奉詔書，聚斂為奸，賞罰無度，選拔不公，阿附豪強，還有強宗豪右田宅逾制等。
為了防止刺史濫用職權，在執法環節上亦有嚴格的要求，如不許管《六條問事》以外的事，不許其監察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漢書》記載：“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關于“非條所問，即不省”的規定落實，還有一事相佐。《漢書·朱博傳》載，朱博升任冀州刺史，他本是武官，“不更文法”。等到當了刺史巡視部屬時，官民數百人攔路自行投訴。屬官建議他暫時留在這個縣登記訊問各個自行投訴的人，事情辦完了再出發，其實屬官的目的是來試探朱博。朱博心里明白，派屬官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黃綬、墨綬指的是系官印的絲帶，官員品級不同，絲帶顏色也不同。刺史不受理縣丞、縣尉之事，只受理兩千石以上官員之事，而且也非事事都受理，只有《六條問事》言及者才得受理。朱博這一判決發落，四五百人都離去了，如同神明。官吏百姓大為震驚，沒想到朱博有如此之強的應變才能。
《六條問事》是西漢監察立法的重要成果，它所包含的基本規范和所確立的原則，具有深遠的影響。《六條問事》實施后，對地方官吏和豪強的壓制取得了較明顯的成效，也使我國封建監察制度在西漢中后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對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興局面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