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通報稱，對貴州省副省長蒲波涉嫌受賄一案，南京市人民檢察院已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蒲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縱觀黨的十九大以來被查處的嚴重違紀違法中管干部、省管干部，類似“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這種表述幾乎成了通報的“常用詞”。可見，權力行使偏離正確的軌道，是導致違紀破法的關鍵一環。
面對依然嚴峻復雜的反腐敗斗爭形勢，面對不時發生的權力跑偏脫軌問題，各級黨組織、紀檢監察機關需要堅持標本兼治，扎緊制度籠子，進一步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
“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成通報“標配”
記者截取去年8月1日至12月28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的受到“雙開”處分省管干部共120條通報為樣本，看從權力濫用最終走向貪腐的表現和軌跡。
在通報樣本中，120名領導干部無一不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或職權產生的影響力謀取私利。例如江西省南昌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朱敏華“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大搞權錢交易”；吉林省通化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剛振濤“權力觀異化，把公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領導干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職權形成的便利條件”“濫用職權”已成為通報樣本所列問題的共同點。
以權謀私的具體行為與其權力所涵蓋的區域關系密切。如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王晨“在司法訴訟活動中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訴訟當事人財物”；黑龍江省國資委原主任韓冬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并索取、收受巨額財物”；山西省人民檢察院原副巡視員賈文聲“在案件辦理、工程承攬、罪犯服刑地分配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領導干部貪腐問題背后都有家屬的身影。從120條通報看，有領導干部為親屬謀取利益的，有領導干部親屬收受財物的，也有親屬借助領導干部職權或影響力謀取利益的。例如，山東省煙臺市原副市長聶作坤“利用職務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山西省呂梁市委原常委、孝義市委原書記馬文革“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親屬收受對方財物”；湖北省黃岡市原副市長汪治懷“親屬收受他人財物，縱容親屬違規取得農村宅基地和私房謀取私利”。在通報樣本中，領導干部親屬參與貪腐的有29例，占比24％。
權力“任性”是違紀破法的病根
造成權力跑偏脫軌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理想信念的滑坡直接導致權力觀的異化。有的領導干部忘了權力來自于人民，忘了組織的教育培養，“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大肆弄權、謀取私利，以滿足自己的欲望。
北京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表示，理想信念宗旨“總開關”出問題是走入歧途的根本原因。如吉林工商學院原副院長張國志“理想信念喪失，宗旨意識淡漠，喪失社會公德”；陜西省衛生計生委原黨組書記、榆林市委原書記胡志強“喪失理想信念，毫無黨性觀念，背棄黨的宗旨，‘四個意識’個個皆無”。
思想防線一旦動搖甚至垮塌，面對權力帶來的種種誘惑，一些領導干部就會個體膨脹、利欲熏心，毫無底線意識。如武漢市政府原副市長李忠“私欲膨脹，紀律和法律底線全無”；江蘇省旅游局原黨組書記、局長錢國超“私欲膨脹，道德敗壞，毫無底線”。值得一提的是，通報直指經濟上貪得無厭，利用職權大肆斂財或瘋狂斂財者為27人，占22．5％。
監督不到位、權力失管是造成權力“任性”的外因。吉林省紀委監委去年8月10日發出白城師范學院原黨委書記任鳳春被開除黨籍的通報。據媒體報道，任鳳春“無視民主集中制原則，對一把手‘五個不直接分管’等制度視而不見，對重大問題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都由他定好了再上會”。任鳳春的“霸道”行為代表了很多領導干部權力“任性”的模樣。
以權謀私時間跨度長是權力失管的有力佐證。去年10月18日，法院開庭審理了河北省原副省長張杰輝受賄一案。經指控：2001年至2017年，張杰輝直接或通過特定關系人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1．26億余元。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黨組原書記陳旭及其親屬的受賄行為從2000年一直持續至2015年。
“對權力缺乏有效監管，說到底還是責任問題。”遼寧省大連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郝宏軍表示：一方面，主體責任落實還不夠到位，一些基層黨組織和領導干部沒有把嚴明黨紀作為分內之事，在抓早抓小上用力不夠；另一方面，監督責任還存在缺位現象，缺乏有效的監督手段。
導致權力的“任性”行使，與制度存在漏洞直接相關。福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沈躍東直言，當前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相關規章制度存在漏洞，給腐敗的產生提供了空間。
讓權力在紀法的經緯中規范運行
黨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表示，管住權力，首先要進一步扎緊制度鐵籠，讓公權力在紀律、法律的經緯中規范運行。
去年10月，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正式施行。《條例》針對發現的突出問題和新型違紀行為，總結提煉實踐經驗，不斷織密規范約束權力運行的制度籬笆。如在廉潔紀律方面，《條例》分別在第八十八條和第八十九條增加收受或贈送有價證券、股權、其他金融產品等財物的內容。在生活紀律中還增加不重視家風建設，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等行為的處分規定，這無疑會更好地約束領導干部“身邊人”。
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加強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監督，是對權力制約體制的新探索。監察法規定：“對公職人員開展廉政教育，對其依法履職、秉公用權、廉潔從政從業以及道德操守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將公權力完全納入監察監督范圍。
去年12月29日，新修訂的公務員法公布，其與監察法、《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相銜接，進一步扎牢從嚴管理公務員的制度籠子。新修訂的公務員法將原第九章章名“懲戒”調整為“監督與懲戒”，增加了2條監督方面的規定，規定機關應當對公務員的思想政治、履行職責、作風表現、遵紀守法等情況進行監督。對公務員涉嫌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的，應當依法移送監察機關處理。第五十九條還列明十八項公務員行為的“禁區”。
針對案件暴露出來的問題，各地圍繞權力監管加強制度建設。上海去年6月出臺《關于市管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防止領導人員利益沖突的辦法（試行）》，提出“七個不得”，為國企領導人員劃清了“紅線”、標明了底線。河南省通過以案促改，對權力運行中存在的廉潔風險點查缺補漏，完善制度。2017年5月份以來全省共整改問題4．56萬個，修訂完善規章制度2．16萬項。
如何讓監督工作更具針對性、精準性？黑龍江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省監委主任王常松表示，監督要抓住重點環節。從已查處的案件看，市委書記、縣委書記主要是通過選人用人、插手工程項目和收受禮金斂財；市長、縣長主要靠批準工程項目、撥付財政資金和批準事業編制進人斂財；政府部門負責人主要靠項目和資金審批斂財……王常松認為，“找準這些腐敗路徑，就可以提高規律性認識，進行精準監督。”
加強對一把手監督是權力監督制約的重要方面。各地建章立制，把監督重點聚焦一把手。廣東研究出臺加強對各級黨組織一把手監督的意見，推行“上級黨組織一把手定期約談下級黨組織一把手”“紀檢監察機關優先處置涉及同級黨委管理的黨組織一把手問題線索”等舉措。江蘇改進對市縣和省直單位一把手黨風廉政情況的分析評價，嚴格監督檢查“三重一大”權力運行制度機制落實情況，推動權力規范運行。（記者 戴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