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大家”系列訪談——
著名航天專家王永志：“有目標，就要有規則和紀律”
“聽黨的話，跟黨走，黨讓干什么就干什么，無論干什么都要干好它”
問：您初中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高中時又立下了要學習飛機設計的志向，并從此和航空航天結下了不解之緣。您在青少年時期就選擇堅定不移跟黨走，為我國的航天事業作出了貢獻，這樣的人生道路是如何走出來的，有怎樣的體悟？
王永志：這要從我童年時的經歷說起。1932年，我出生在遼北昌圖縣一個貧苦農村家庭，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父親當時給別人打短工，大哥當過地主的長工，家里十幾口人就擠在三間破舊的土坯房里。幸好家人省吃儉用，讓我有機會到鎮里的小學念了幾年書。五年級的時候日本投降，學校解散，我就回家務農。1946年，昌北解放，政府建立了一所初中，貧苦家庭的孩子不用交學費就能去學習。這段經歷，使我親身感受到什么叫“解放”，什么叫“翻身”，社會最底層、備受壓迫備受欺辱的人都被解放、翻身了，感覺見到光明了。當時內心有個樸素的認識，共產黨是指路的明燈、是人民的救星，再加上在學校里也受到一些教育，我就感到要跟著共產黨走，在這個時候就有了申請入黨的想法。
我和大哥商量入黨的事，因為如果我要加入共產黨，將來萬一國民黨反攻倒算，家人會受到牽連。大哥說，你就跟著共產黨走吧！得民心者得天下，共產黨早晚是要勝利的。聽了大哥的話，我內心很受鼓舞，更加堅定了跟黨走的信念。1949年冬，我在一天夜里秘密宣誓入了黨。
加入共產黨以后，該怎么樣忠于黨、忠于黨的事業？當時自己還年輕，懂的不是太多，但我有決心做到：聽黨的話，跟黨走，黨讓干什么就干什么，無論干什么都要干好它。就是這樣一個心態、這樣一個信念，一直堅持到最后、堅持到今天。
我后來為什么會走上航天道路？這也跟我讀書時的經歷有關。
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在沈陽讀高中，美國的飛機經常在遼東半島騷擾空襲，根本無法安心學習，學校為了安全也暫時停課。當時戰況很慘烈，我有同學初中畢業后就參加志愿軍，可還沒等過鴨綠江，就遭到美國的戰機轟炸，壯烈犧牲。之前還是朝夕相處的同學，轉眼就為國捐軀，當時就感覺，落后就要挨打，有國無防是萬萬不行的。后來戰場的形勢發生了變化，中國的飛行員駕駛蘇聯的米格－15飛機參戰，把美國的王牌飛行員打了下來。當時覺得真解氣啊！所以我就想去學習飛機設計，建設國防，于是高中畢業就報考了清華大學航空系飛機設計制造專業，并被順利錄取，開始走上國防建設的道路。
1955年，我被國防工業部保送到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繼續學飛機設計和制造。1957年，國內啟動“兩彈”工程，研制導彈、原子彈，于是組織把我轉到火箭導彈設計專業。1961年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立即投入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導彈的設計研制工作。從此，我走上了研制導彈、保衛國防的道路，一干就是三十年。
在20世紀80年代，國家提出要發展大型運載火箭。從世界范圍看，各個國家的運載火箭技術都是在導彈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所以我也在研制導彈的同時，順理成章地走上了航天這條道路。
“‘長二捆’的研制成功是改革大潮中一件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
問：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通過“長二捆”的三張草圖爭取到了國際市場的發射合同，并在18個月內成功研制了新型火箭。請您簡要介紹當時的情況。
王永志：研制“長二捆”，確實是中國航天界的一件大事。1986年1月，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出事，之后國際航天界又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故，使得國際商業衛星發射市場的運載能力出現短缺。當時我在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工作，我們院的黃作義研究員找我談，提出研究設計“長二丙”加捆綁，也就是在加長的“長二丙”火箭周圍捆綁4枚助推器，可以使火箭運載能力提高到近地軌道8．8噸，正好可以承攬美國休斯衛星公司需要發射的衛星。我一聽非常高興，這個時機抓得太好了！其實很久以前我們就有改進“長二丙”火箭的愿望，研制捆綁式大推力火箭，但國內沒這個需求，這回可有機會了。
于是我讓他拿了三張草圖去美國了解一下情況。結果到了美國，美國的衛星公司很積極，愿意用中國的火箭發射衛星。當地華人華僑聽說中國想要發射美國的衛星，太高興了，說這是給華人撐腰，如果經費不夠他們想辦法集資。所以一拍即合，最后拿著三張草圖拉到了這一單買賣。
我向航天部報告后，部領導和老專家都認為要研制這個火箭，因為這個火箭不只能夠發射衛星，對我們將來發展載人航天事業也非常有利。但是整個1987年的進展卻不大，因為研制火箭需要經費，而這是商業發射，沒有國家的撥款，所以經費成了問題。當時還有一個背景，從1984年起我國國防工業開始轉軌變型，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單一的軍品轉向軍民結合、以民養軍的道路，經費上從靠國家保障到自己找市場。所以，要研制“長二捆”，經費只有自己想辦法，最后想出的辦法是貸款，這是我們第一次靠貸款來研制新型號。
沒有合同沒法貸款，也就沒有啟動資金，可合同呢？到1988年上半年我們還沒拿到合同。美國休斯公司要求必須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發射試驗，否則就終止合同，還要賠償100萬美元。當時的情況就是這邊沒有合同遲遲拿不到貸款，那邊截止時限紋絲不動，留給我們的研制時間越來越短。事實上直到1988年11月我們才簽訂了合同，11月之前那段時間非常艱難，大家想法也多了。有人說這事干不得，一般研制一個型號需要三四年，現在就剩18個月你能做出來嗎？
但我們第一研究院沒有動搖，認為還有可能，一直沒有退卻。這個時候國家支持發射“外星”，不僅可以創匯，還可以發展航天高技術，這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
最后留給我們的時間其實只有18個月。研制這個型號的工作量非常大，一院內部經常是燈火通明，特別是主制廠，加班加點，兩班倒、三班倒，24小時不停，大家感到這個事意義重大，并沒有怨言。但只是加班加點還不行，必須采取其他改革措施。首先減少工作量，去掉那些繁瑣環節，把研制程序縮短。然后改進工作方法，過去都是按照次序研發，這次同時開始，平行交叉作業。這個緊急任務促進了研制方法的改革，從那以后程序就更加優化了。在這期間，國內有關部門也對我們的研制工作給予了全面的援助。正是在這樣全國鼎力支持、我們全力以赴的情況下，1990年的6月29日，中國第一枚捆綁式火箭——“長二捆”比我們許諾的時間提前一天豎立在了發射架上，7月16日正式發射，一舉成功。
“長二捆”的成功，有著巨大的意義。它一下子把中國火箭的運載能力提高了2．6倍，把這類火箭的運載能力基本發揮到極致。它不僅增強了中國運載火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增強了中國航天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它創造了中國載人航天的啟動條件。
“長二捆”的研制還是改革大潮中一件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改革開放，國防工業要轉軌變型，這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枚火箭是通過貸款研制的，而且還把中國航天打入了國際商業發射市場，實現了一個重大的改革，效果很好。
“不走前人老路，依靠自主創新、跨越式的發展。這就是中國載人航天計劃的最大特點”
問：1987年，您就成為載人航天領域專家委員會成員；1992年“921”工程啟動后，您成為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您認為我國的載人航天計劃同美俄兩國相比有何特點？
王永志：我們國家的載人航天計劃，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既借鑒先進經驗，又不照搬照抄。我們走的是中國人自己的路，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實現跨越式發展。
1992年9月21日，黨中央正式批準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我們規劃分三步走，第一步研制載人飛船工程，第二步研制空間實驗室，第三步建設空間站。這是個跨世紀的工程，時間跨越二三十年。
當時國際上最成功的飛船是俄羅斯的，前后成功研制了上升號、東方號和聯盟號，聯盟號又進行了兩次完善改進。我們怎么走，還跟著這條路走嗎？沒有，直接跨越。我們開始做方案的時候，俄羅斯的飛船已經工作32年了，如果我們按它現在水平來設計，那么飛船一問世就能和它并駕齊驅，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按照他們最先進的三艙方案進行設計，節省了時間和經費。2003年，神舟五號發射成功，飛船整體達到俄羅斯聯盟號的水平，甚至在個別地方還有所突破，比如我們飛船落點控制精度高、逃逸覆蓋面大、生活艙留軌利用等。
和美俄相比，盡管我們的載人航天計劃起步晚，晚40多年。但是我們起點很高，我們不走前人老路，依靠自主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一舉抹平了和世界航天強國40多年的差距。這就是中國載人航天計劃最大的特點。
“為了保證主要目標的實現，規則制度必須有，大家都得遵守”
問：作為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您是出了名的嚴格，經常深入一線給各系統挑毛病。您為何給工程定下了如此嚴格的安全標準，您又如何看待規則和紀律？
王永志：嚴格的要求有個最終的目的——要保證什么，什么是命根子？對載人航天來說，人命關天，安全至上，可靠第一。中央在立項的時候就考慮到安全問題，所以我們在研制過程中把確保航天員安全列為重中之重。
但安全不是說說就行了，得有規章制度，得有嚴格的要求，讓每一個人都理解、遵守。要不然有一個人捅了婁子，那就是千里之堤毀于蟻穴。我們事先制定了明確的要求，這些規則和紀律都是為了保證主要目標的實現：要確保飛行成功，要確保安全可靠。我們制定了《首次載人放行準則》，并明確告訴各個系統，如果沒有達到這個準則，是絕對不能參加首次飛行的，這就是勿謂言之不預。
當我們進行無人飛行實驗的時候，發現了神舟三號的穿艙插座中有的可靠性不夠。這個事很大，需要改進插座設計方案、全部進行更換，否則保證不了安全。是這艘飛船就改還是下艘神舟四號再改？如果這艘飛船改并將插座全部拆下來的話，改進設計和重新生產起碼要3個月時間，這就意味著已經干了好長一段時間的神舟三號飛船發射準備工作要全部中止，大隊人馬需要撤離發射場。
說實話，當時我們的壓力很大，發射如果推遲3個月，勢必會影響載人航天工程的總體進程。但是根據首次載人放行準則，我認為一定要在神舟三號上改。因為我們有言在先，為了確保航天員的安全，當飛船進行改動時，不能試驗一次就行了，必須得重復一次試驗、連續發射兩艘狀態一致的飛船才能載人。如果等神舟四號再更換插座，我們只能等神舟六號發射的時候載人，會更加影響我們的載人航天計劃。載人航天總指揮部向中央打報告，請求推遲發射，徹底解決問題。這次事件，可以說極大震動了全體研制隊伍，也是我們堅守規則和紀律的一個體現。
我們現在全面從嚴治黨也一樣，黨員干部都要遵守規則、遵守紀律。無論是一個單位，還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有目標，為了保證主要目標的實現，就要有規則和紀律。我們黨要想長期執政，團結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奉公守法、清正廉潔，遵守各項紀律。為了保證主要目標的實現，規則制度必須有，大家都得遵守。
“中華民族千年的飛天夢想，現在實現了、成功了，沒有辜負全國人民的期盼，沒有辜負黨中央的囑托”
問：2003年10月16日，楊利偉乘坐的神舟五號返回艙安全落地，您當時是什么心情？
王永志：等到他落地的時候，我們已經奮斗了11年多了。這11年完全是埋頭苦干、加班加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別是為了保證航天員的安全，真是絞盡腦汁、費盡心機、想盡辦法。
我當時的心情，其實就是整個隊伍的心情。2003年10月16日神舟五號落地，當我們看到楊利偉很健康地出艙了，這才放下心來。那會兒真是百感交集，激動得眼圈都紅了。這些年的奮斗沒有白費，我們終于成功了，心中多少牽掛，耗費多少心血，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們肩負的一個任務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千年的飛天夢想，現在實現了、成功了，沒有辜負全國人民的期盼，沒有辜負黨中央的囑托。
“中國的空間站，有中國的特色、中國的創新”
問：中國為什么要實施我們自己的載人空間站工程？目前的進展如何？
王永志：國際上以美國和俄羅斯為首的16個國家建設了一個國際空間站，為什么我們中國自己一個國家要建設空間站呢？因為國際空間站不許中國參加，美國早就聲明，像載人航天這類敏感的高技術，不與中國合作，所以我們要想建空間站只能自己干。
空間站就是太空中的一座大實驗室，可以做各種實驗發展科學技術。雖然因為經濟能力，我們需要根據自己的國情適當調整，比如規模可以小一點，建造費用、運營成本可以低一些。像俄羅斯一年發射六次飛船（兩次載人、四次運貨），我們將來發射兩次載人飛船、一次大貨運飛船就可以，這樣就降低了運營成本。但是我們將活動領域推進到太空這個目標不會變。
中國的空間站，有中國的特色、中國的創新。我們的空間站各個艙段不是全對接在主體上的，有獨立的共軌伴飛平臺，只在必要的時候和主體對接，經檢修補給后再繼續獨立飛行。這種多平臺共軌飛行的分布式空間站，是中國的創新和發明，很有特色。現在中國載人空間站基本上準備好了，很快就可以開始組建。中華民族千年的飛天夢想已經實現，不久之后我們將建立空間站，成為常駐太空的嘉賓，探索宇宙的奧秘，我想這對于提升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對于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都有著巨大的作用。
“有底氣有勇氣，面對創新途中可能會遇到的挫折，也就不會輕言放棄了”
問：神舟飛船試驗過程中您力主不走美俄老路，跨越動物搭乘試驗階段，為工程節省了大量資金和時間。您打破常規思維、堅持創新的秘訣是什么？
王永志：我沒什么秘訣，但是倒有些體會。要想進行成功的創新，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對這件事情很有底氣，即“我懂”；一是得有勇氣，敢于提出來。因為創新是有風險的，打破常規、銳意創新，得心里是要有底氣的，同時還要有勇氣，能承擔其中的風險。創新就要打破常規，打破常規等于向傳統挑戰；常規必然有很多人甚至權威在支持，也有向權威挑戰的意思。有風險就有得失，可要是老計較個人得失，人就沒有勇氣了。勇氣來自哪里？我想勇氣來自于對事業的熱愛，來自于對事業的執著追求。比如作為一個航天人，我就想把什么事情干得再好一些、再快一些，迅速地縮短和航天強國的差距。有這么一個想法，而且這個想法是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就感覺有強大的后盾支援著，也就有勇氣了。
比如說東風－2號，當時火箭射程達不到要求，大家都著急上火。在思考和計算之后我認為泄掉一部分多余的推進劑，射程就夠了。首先我是學火箭導彈的，推進劑的溫度對射程的影響我懂，我有這個基礎，這就是底氣。第二，我有勇氣直接去見錢學森，當時我只是個中尉，等于說是越級去見的，可我想事不宜遲，要趕快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鼓起勇氣去了，并陳述了自己的方案。錢學森認可了我的想法，采納了我的建議，最后問題解決了。所以要想創新成功，就得有底氣和勇氣。這對于我們的航天事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有底氣有勇氣，面對創新途中可能會遇到的挫折，也就不會輕言放棄了。
“載人航天精神，是‘兩彈一星’精神在新時期的發揚光大，是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生動體現”
問：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是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添了強大精神力量。您是如何理解航天精神的？
王永志：航天精神是一個概括的說法，展開說就像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中國航天分三個里程碑，第一個是“兩彈一星”，第二個是載人航天，第三個是深空探測，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特色。“兩彈一星”的時候有“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又有載人航天精神，情況不完全一樣。總的來說，都是在特定的條件下，一項偉大的事業孕育出一種特有的精神。
比如“兩彈一星”精神，研制導彈原子彈是黨中央在1956年作出的決策。1956年的時候我們中國別說不能制造汽車，連拖拉機都不能制造，要研制最尖端的導彈核武器，談何容易？但就是下了決心，為什么？因為血的教訓告訴我們，沒有殺手锏武器是不行的。東風－2號導彈1964年6月29日首次發射成功，同年10月16日原子彈首次爆炸成功，這為原子彈加導彈的“兩彈”結合奠定了基礎。“兩彈”從1956年提出到1966年兩彈結合試驗成功，只用了10年，而且這中間還經歷了兩次挫折，一次是在關鍵的時候，1960年蘇聯撤走了專家，這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教訓：靠別人是不行的；另一次是1962年東風－2號導彈第一發失敗了，有方案性的錯誤，又重新調整，但是最后還是把它研制成功了。
“兩彈一星”精神，歸納起來就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這里頭都非常有內涵。熱愛祖國，錢學森、鄧稼先他們都是因為熱愛祖國而回國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要想搞尖端東西非得靠自己不可，靠誰也不行。大力協同，當時是毛主席提的，“兩彈一星”非常困難，大家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事情，我們中國一直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在當時的環境下，一個事業孕育著這么一個精神，這種精神又進一步推動了事業的發展，所以精神是很寶貴的。
在實施載人航天工程時，又孕育出了載人航天精神，這是另外一個時代，有它的特點。剛才就說載人航天這個隊伍一直被一個偉大的事業所激勵著，不登報，不上電視，默默地干了11年，勁頭十足，外頭看靜悄悄，里頭可是熱火朝天，其實就是目標在激勵著這些人。我每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測試廠房，首先看到的大標語就是“使命高于一切，責任重于泰山”。什么使命？實現中華民族千年飛天夢想，這個使命和責任激勵著我們一定要做好。后來有一個同志講，使命因艱巨而光榮，人生因奮斗而精彩。這就是我們隊伍的精神面貌，所以顯示了載人航天的精神：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
載人航天精神，是“兩彈一星”精神在新時期的發揚光大，是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生動體現，永遠值得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學習。現在我們中國的航天人還是一直牢記“兩彈一星”和載人航天精神。
“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能永遠生活在搖籃里，要跨出去”
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探索浩瀚宇宙，發展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我們不懈追求的航天夢。”您的航天夢是什么，已經實現了么？
王永志：我原來的航天夢，就是完成載人航天的“三步走”，這個夢基本上實現了。但是現在看，我們離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還有差距，中國還沒有成為航天強國，還得繼續不懈地奮斗。下一個目標應該是什么？2018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指出，“空間和海洋技術正在拓展人類生存發展新疆域”。現在人類的疆域已經到太空了，而且航天技術的發展還在為人類生存發展擴展新的疆域，那應該是什么？就該是地外天體，比如離我們最近的月球。過去說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能永遠生活在搖籃里，要跨出去，跨出第一步應該是月球。
月球這個目標已經被世界各個航天大國瞄準了，下一步可能會是一個熱潮。目前我們中國已經具備了很好的條件，因為我們對月球無人探測進展得很順利，今年年底就將到月球取樣再返回地球，月球的無人探測“繞、落、回”三步有望在今年結束，載人航天工程“三步走”規劃也會在幾年后完成，那么到月球去的技術路線就全清楚了。在充分發揮完善現有無人探月和載人航天技術的基礎上，應該說會很快實現中國人登上月球的夢。我們不僅要登上月球，還要住那兒進行勘測，甚至建立月球科考站，值得大家期盼。
“做好自己的工作，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清正廉潔”
問：2019年，您黨齡就70年了。作為一名老黨員，對推進新形勢下的全面從嚴治黨，您有什么建議？
王永志：黨中央已經作出了很多紀律的規定，也提出不少要求，我想我們這些黨員干部應該嚴格遵守。我們黨是執政黨，我們的目標是長期執政，可是如果表現不好，執政將遇到困難。黨員領導干部要發揮帶頭作用，每個人都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清正廉潔。這樣我們領導有力，人民信任，政權繼續鞏固，做到長期執政。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前，我們的革命先輩付出了多大代價、多少奮斗才建立起人民政權，我們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有責任把它鞏固下去。黨內同志應該明確這一點，應該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做好自己的工作，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清正廉潔，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長期執政，完成歷史使命，實現奮斗目標。
問：請您為廣大黨員領導干部題寫一段寄語。
王永志：全面從嚴治黨是我黨長期執政的必然要求。
（采訪整理 孫燦丨攝影 胡思遠）
王永志簡介
王永志，男，漢族，1932年11月生，遼寧昌圖人。中共黨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載人航天功勛科學家，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采訪札記】
“神舟”載夢，使命“長征”
14世紀末，明朝一個叫陶成道的人坐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雙手舉著兩只大風箏，椅子下面安置幾十支火箭。旁邊的人依次點火，隨著一聲轟天巨響，他的飛天夢想，消失在劇烈的爆炸之中。
這個“萬戶飛天”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可誰曾想到，萬戶之后，這樣的探索在“火箭故鄉”中國竟絕跡了幾百年。
1955年8月，一個東北青年登上了開往前蘇聯的列車。列車穿過濃密的森林，越過貝加爾湖畔，穿越遼闊無垠的歐亞大陸。最終，他抵達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航空學院學習飛機制造。
這年9月17日，大洋彼岸，一位早已享譽世界的科學家，終于沖破重重險阻，和他的妻兒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踏上謀劃了許久的回國之旅。他走之前，還有人說，不要放他走，他一個人抵得上五個師！
幾年后，那名東北青年在組織的要求下改學火箭導彈設計。本科畢業后，他來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參加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導彈東風－2號的研制工作。
1964年5月，東風－2號的試驗已經進入倒計時。這已經是失敗后的第二次試驗，只有成功，沒有失敗。但在發射前期，導彈受氣溫影響，推進劑膨脹，無法實現預定射程，整個隊伍一籌莫展。
當時年輕的他還只是個中尉，而歸國的科學家早已成為導彈領域學術泰斗。但他還是鼓起勇氣，越級敲開了學術泰斗的大門，闡述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他的意見被采納……
以上這些，就是我在采訪之前，腦海中浮現的幾個歷史場景。它們關乎國家前途，關乎飛天夢想，關乎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自我選擇與自我實現。
不難猜到，那位學術泰斗，就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錢學森。而那位青年，則是我們今天的主角王永志院士，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中國載人航天功勛科學家，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每個人的選擇與情感背后，往往是抹不去的人生經歷。所以采訪開始第一個問題就是，您為何選擇走上航天道路？
王永志說，抗美援朝的時候，美國的飛機天天在遼東半島騷擾轟炸，雖然自己在當時遼寧最好的中學，但也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曾經朝夕相處的同學昨天還活蹦亂跳，今天就被戰機轟炸，為國捐軀。
所以落后就要挨打，有國無防是萬萬不行的。王永志立下了航空強國的愿望，報考了清華大學，又很順利地被錄取了。
我笑稱，您就是傳說中的“學霸”，考清華都這么云淡風輕，“很順利”地被錄取了。
“學霸”王永志在成長過程中，也并不缺乏選擇其他可能的機會。
1961年，他本科畢業，他的導師、蘇聯火箭領域權威米申教授極力想挽留他留校讀研，甚至保證會親自向中國使館做工作。
但王永志毫不遲疑，他知道，祖國急需人才，正等著他們回去參加建設。對于他們這一代人來說，回歸故土、報效祖國，本就是不需思考就能作出的抉擇。
航天事業難度大、風險高，作為技術、行政領導的王永志，時常也要承受壓力、作出選擇。
神舟三號發射前，科研人員發現飛船穿艙插座設計不合理，需要全部更換。可發射時間早已確定，如果這時更換，不僅要讓已經在發射場集結的大隊人馬立即解散，還需要向中央打報告說明情況、請求延期。
我問王永志，作為總設計師，當時您提出立即更換插座、讓發射延期，難道沒有壓力么？
王永志的老伴兒趕緊告訴我，壓力當然是巨大的，但他沒有絲毫猶豫。為了保證航天員的安全，為了工程萬無一失，就必須要遵守先前制定的規定。
這份堅定，源于對紀律和規則的信仰，源于對事業的熱愛，源于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和擔當。
正是在王永志的不懈努力下，中國擁有了自己的捆綁式大推力火箭，成功將11名宇航員成功送上太空。不久的將來，中國也將建成長期有人照料的空間站，向全世界開放。
王永志說，之所以建設自己的空間站，是因為中國被國際空間站拒之門外。但正在邁向航天強國的中國，對國際合作一直持開放態度。我們的夢想是星辰大海，中國人要推動人類科學事業的發展。
中華民族千年來飛天的夢想，已經實現；下一步，神舟飛船還很可能將搭載中國航天員，奔向月球。而建設航天強國的使命，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續努力，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20世紀70年代，為紀念萬戶的壯舉，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將月球背面一座環形山命名為萬戶。
2010年，為表彰王永志在中國載人航天事業中作出的突出貢獻，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批準，第46669號小行星被永久命名為“王永志星”。
愿星光永遠閃耀。（孫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