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受到中央紀委嘉獎。感謝組織之余，我深感自己做得遠遠不夠，唯有始終保有“歸零”的勇氣，踏踏實實做好本職工作，方能不辜負組織的信任。
近日，又有人跟我半開玩笑地說：“老高，你工作到現在，履歷一句話就能概括：從1990年至今從事紀檢監察審理工作。怎么也不跟組織提提交流一下？”我像以往一樣一笑置之。正如他們所說，1990年大學畢業后，我進入剛成立的市監察局工作。由于學的是法律專業，我被安排從事審理工作，這一干就是29年。
回憶最初的想法，很簡單也很樸素，就是服從組織安排。我的老家沂源縣屬于沂蒙山區，在那片紅色的土地上，孕育出許多英雄人物。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就是焦裕祿的出生成長地——博山區北崮山村。很小的時候，這些先進模范人物就在我心中埋下種子：黨讓干啥就干啥，干就干好。這個想法一直伴隨和影響著我。
剛從事審理工作時，一位領導對我說：“審理工作有三個大——權力大、責任大、壓力大。”隨著工作時間的增加，我越來越明白這句話的含義。一次，某環保案件涉及很多問責人員，其中許多曾打過交道。有人通過老鄉、親朋等渠道找我通融、說情。說實話，常年從事審理工作，對違紀案件的定性量紀，我的話是有一定“分量”的。可是我明白，這種“分量”來自于組織的信任、來自于對“秉公”二字的堅守，我不能拿原則送人情。最終，我頂住了壓力，沒有開“口子”。
這些年，因秉公辦事得罪的人不少，甚至有的對我進行人身威脅，但我從來沒有怕過。給我底氣、支撐我走過來的，還是最初的想法：組織讓我做這項工作，我就得擔事兒，不能因為怕得罪人就放松要求。
可我也有害怕的時候。從年輕時，我就反復做一個“噩夢”。當第二天有案件要提交常委會會議時，我頭天夜里常會夢到審理報告出錯了，每次都驚出一身冷汗。黨紀政務處分工作是一項嚴肅的政治工作，容不得半點兒閃失，只有以100％負責的態度對待每一起案件，才能保證案件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
深化監察體制改革后不久，市紀委監委查處了兩名縣處級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這兩起案件相互關聯，涉及罪名多、定性難、數額大，給審理工作提出了很大挑戰。改革伊始，面對如此復雜的案情，沒有先例可以遵循、沒有經驗可以借鑒，怎么辦？
我暗想，現在多少雙眼睛都盯著我們。這塊“硬骨頭”再難也得啃下來！我帶領審理室的同志提前介入案件，嚴格按照“以審判為中心”的標準對證據材料進行審核。最后，審查調查部門按照我們提出的建議，進一步補充完善了證據材料，案件質量得到保證。
經過這件事，我越來越理解審理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它是監督執紀和審查調查的最后一道關口。如果這個關口把不嚴，則會出現大問題。那時，人們不會說審理室審錯了案，只會說紀委監委辦錯了案，最終損害的是黨的威信和群眾的信心。組織把我放到這個位置上，我就要擔起責任，維護好黨紀國法的嚴肅性。這是一名紀檢監察干部必須承擔的使命，也是我始終堅守審理崗位的原因。（高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