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楊培森
位于上海西郊的川沙烈士陵園里，安葬著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楊培森的遺骨。多年來，盡管陵園曾數次征集烈士實物，但關于楊培森的實物卻一直是空白，紀念他的展廳里，展品僅有幾張老照片。然而展墻上展示的楊培森曾講過的一句話則十分震撼人心：“我看黨為平民謀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腦袋，我也要參加共產黨。”
一首歌，一生的承諾
楊培森生于1883年，江蘇川沙（今上海浦東）人，他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領導人之一。1906年，楊培森進入上海啟昌機器廠當鉗工，后轉入英商祥生鐵廠工作。五四運動前后，他積極參加罷工斗爭。1925年5月，他率祥生鐵廠工人參加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并被推選為祥生鐵廠工會會長。
1919年7月，上海銅鐵機器公會發起人合影（二排左起第五人為楊培森）
1925年，楊培森遇到了被上海區委派到浦東工作的張佐臣。張佐臣早年曾在上海楊樹浦日商大康紗廠做工，是該廠工會的最早組織者，他18歲入黨，與楊培森相遇時也只有19歲。張佐臣常常與楊培森談心，向他宣傳黨的主張。面對比自己小20多歲的年輕黨員，42歲的楊培森心生敬仰。
一天，張佐臣在開會時教大家唱《國際歌》，這一場景深深打動了楊培森。他情緒激昂，充滿干勁。此時的他，對黨產生了無限向往，于是他找到張佐臣表明入黨的心意，他對張佐臣說：“我看黨為平民謀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腦袋，我也要參加共產黨。”1925年6月，楊培森在張佐臣的介紹下終于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工人運動的斗爭中，楊培森成為張佐臣的得力助手，兩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成為一對生死與共的戰友。
一條路，一世的付出
楊培森曾擔任過上海鐵廠總工會委員，中共浦東委員會委員、組織部主任，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代委員長等職，參加過上海工人第二、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4月，他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
革命形勢如火如荼，而楊培森的經濟收入卻沒有保障。據楊培森的后人回憶，他原本是技術工人，薪水不低，本可過衣食無憂的生活。但參加革命后，他不遺余力地支持革命斗爭，不僅傾其所有，還借了不少債。他曾對妻子這樣說：“一個人能為天下勞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打倒了反動派，大家安居樂業，不就是頂好的事嗎？”
1927年3月，楊培森任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參與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南市區起義。圖為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工人武裝
為維持生計，楊培森曾把16歲的大兒子送進英美煙廠做工。1927年2月，他因積極帶領工人群眾參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被英商老板開除。在籌備第三次武裝起義之時，為了給武裝起義購買槍支，他毫不猶豫地賣掉了自家賴以生存的七八畝田產。“甚至沒有留下一件像樣的衣服。”楊培森的后人回憶，他沒有給妻兒留下任何財產，在他犧牲后，妻子楊周氏到祥生鐵廠為工人做飯、洗工作服，幾個孩子到書店幫人裝訂、切割書籍，賺取微薄收入，這才一點點還清了債務。
“我們既被捕，只有死而已，諸同志宜各努力奮斗。”
1927年6月下旬，中共江蘇省委成立，楊培森擔任省委執行委員。6月29日，楊培森、張佐臣在虹口橫浜橋上海總工會秘密會址開會，事前楊培森安排妻子在弄堂里望風。突然，熟悉地形的叛徒帶領一群警探迅速包圍會址，搶在楊培森妻子報信之前沖進房間，逮捕了楊培森、張佐臣等人。他們先被送到狄思威爾路巡捕房，當晚轉押到淞滬警備司令部。
審訊期間，楊培森以化名應對，但叛徒指認，身份暴露，祥生鐵廠企圖營救未果。楊培森意識到，他們可能馬上會被殺害，但他沒有絲毫動搖和軟弱，他平靜地對難友們說：“我們既被捕，只有死而已，諸同志宜各努力奮斗。”
1927年7月1日，在被敵人抓捕關押兩天后，44歲的楊培森和21歲的張佐臣肩并肩走向刑場。臨刑時，他們神色自若，最后一次唱起了那首《國際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劉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