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成都國營紅光電子管廠建成投產，在這里誕生了我國第一支黑白顯像管和投影顯像管。（資料圖片）
湖北宜昌三斗坪的三峽大壩全貌。新華社記者 杜華舉 攝
今年8月8日，根據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作品《紅星照耀中國》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
埃德加·斯諾，1905年生于美國密蘇里州，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6年6月，在宋慶齡安排下，斯諾來到陜甘寧邊區，生活了三個多月，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深入交談。回到北平后，斯諾發表大量通訊報道，并根據在紅區所見所聞寫了《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出版，引起極大轟動。次年2月，該書中譯本在上海出版，更多人看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
1939年9月，斯諾第二次到陜北，再次采訪了毛澤東。
“我們永遠是社會革命論者，永遠不是改良主義者。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毛澤東對斯諾說，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
革命，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鮮明品格。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提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
新中國成立，中國革命隨之進入“下篇”。
同仁堂，創建于清朝康熙八年，是聞名全國的老字號。1948年底，京城同仁堂樂氏第十三世樂松生主事，有190余名職工，做藥工人只有40多個。解放后，黨和政府加大對民族資本家的扶持，幫助同仁堂和全國合作總社等簽訂了銷售合同，40多個工人一下子就忙不過來了。
樂松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保護，慢慢說服家人接受公私合營。1954年，樂松生帶頭向國家遞交了公私合營申請。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營大會召開，雙方在協議書上簽字。公私合營后的同仁堂，企業性質發生了根本改變，內部建立健全了黨、政、工、團領導組織，增建了企業各項管理制度。國家投資擴建廠房，增添生產設備，促進生產迅速發展。
1949年到1959年十年間，同仁堂的職工增加到540人，其中460多人是純工人，生產總值也從1948年的16萬元增加到了1959年的1251萬元。企業效益提升讓多方受益，同仁堂逐步發展壯大起來。
在過渡時期，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個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此后，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社會主義建設。
1962年初，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大會上說：“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
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前行，為后來發展積累了經驗，奠定了重要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革命的繼續。
1978年春，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組織考察組，對港澳進行實地調研，向中央提交《港澳經濟考察報告》提出：可借鑒港澳經驗，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經過三五年努力，在內地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覽區。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廣東省委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鄧小平說：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就叫特區嘛！陜甘寧就是特區。”會議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劃出一定地區試辦出口特區。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準《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宣布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四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設立的決策和立法程序至此完成，標志著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的“試驗田”“示范區”，是對外開放的“窗口”。發展經濟特區，貫穿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過程。
4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斷實踐和探索，在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上進行了一系列革命性變革，使中國發展大踏步趕上時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革命的成果，也是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革命的繼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說，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新的歷史特點，就是中國正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交匯期，處于距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近的時期，處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時期，偉大斗爭艱巨復雜程度前所未有。
處在新的歷史關口，繼續推進改革，要解決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開放既是改天換地、戰天斗地的偉大社會革命，又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
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保障。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有效治理國家和社會，必須適應形勢發展要求，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1981年以來，黨中央部門進行了4次改革，國務院機構進行了7次改革，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點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
步入新時代，黨和國家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一些領域黨政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權責脫節問題比較突出；一些領域中央和地方機構職能上下一般粗，權責劃分不盡合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下定決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從根本上解決這些障礙和弊端，以適應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要求。2018年2月，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場戰略性戰役，是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的一次系統性、整體性重構。這次改革涉及的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直屬單位就超過80個，涉及180多萬人。改革調整幅度之大，觸及利益之深，為改革開放40年來之最。
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不到3個月時間，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確定的25個應掛牌的新組建或重新組建部門，全部完成掛牌。一年多的時間里，從中央到地方，上下同心、扎實推進，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呈現出嶄新局面。
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現在距離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僅剩一年，硬仗要繼續打，硬骨頭要啃下來，確保干一件成一件，為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任務打下決定性基礎。
一場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領導人民持續進行偉大革命的歷史。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98年的偉大革命繼續推進下去。（王少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