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兒穿上新裙子，瞧把她給樂的！”
“嘿嘿，看來這六十塊錢沒白花……”
照片像錨一樣，拴住記憶之船，以免在歲月的海洋中沉沒。每當我端詳這張20年前的照片，父母當年的竊竊私語，就會被回憶的潮水卷上心頭。
圖為1999年拍攝的作者童年照（左一黃衣花裙女孩）
父母當了一輩子鄉村教師。盡管在村民的眼中，這份職業還算“光鮮”，也受人尊重，但在1999年，他們的月工資只有500元左右。對于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來說，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老師說，表演節目，最好是穿新裙子……”那一年的兒童節前夕，7歲的我回到家，小心翼翼地對父親說。
“這是什么鬼要求？”父親的臉立刻拉了下來，“穿舊裙子就不能跳舞了？”
母親急忙把我抱在懷里，一邊給我擦眼淚，一邊數落著父親：“咱們就這么一個寶貝閨女，過節買條新裙子怎么了？”
“小孩子長得快，新衣服只能穿一兩年，浪費啊……”父親嘟囔著。
最終，我還是穿上了夢寐以求的新裙子。兒童節那天，我跳啊、笑啊，盡情地享受著簡單的快樂。父母也到了現場，高興地為我鼓掌叫好，并為我留下了這一開心的瞬間。
時光的沙漏永無止境地翻轉，我慢慢領悟到了父母當時的躊躇、自責與慈愛，感受到了生活的種種不易。就在我漸漸懂事的歲月里，祖國大地也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黨和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對鄉村教師的優待和保障政策，父母的工資待遇有了明顯提高，家里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后來，別說是兒童節買新裙子，就是不過節的日子里，父母也經常為我添置新衣服。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1999年兒童節這件來之不易的花裙子。
左圖為2018年作者結婚照，右圖為1991年作者父母結婚照
2018年，我幸福地踏入了婚姻的殿堂。我和丈夫拍攝了很多結婚照，精心挑選了幾張，帶回家送給父母。
“你們這結婚照，比爸媽的強多了！”父親樂得合不攏嘴。
母親翻開家庭相冊，指著他們的結婚照，嗔怪地對父親說：“瞧，咱們穿成這樣，你還好意思跟女兒女婿比！”
“媽，您可別這么說，”我笑著勸道，“我們的衣服都是租的，拍完了還得還。您和老爸結婚時，至少衣服是自己的啊！”
父親一聽，立刻挺直了腰桿。
“對呀，衣服是土了點，但花了我兩個月的工資。”父親驕傲地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都是新的，你還嫌？”
父母是在1991年拍的結婚照。那個時候，根本沒有現在遍地開花的婚紗攝影，也沒有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禮服。父親當時的工資才120元，但為了討母親的歡喜，他仍然豪氣沖天地買下了這兩套衣服。
“哪有嫌你？”母親辯解道，“你當時就一臺黑白電視機，住著單位的宿舍，我不還是嫁給你了嘛！”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黑白電視、電冰箱、洗衣機、錄音機成了不少人結婚時的“標配”。但父親是個窮教書匠，要備齊這“四大件”，不啻于天方夜譚。為了掙回面子，父親只好從結婚照上做文章了。
“這照片，還是鄉政府的干部幫忙拍的呢。”父親撫摸著泛黃的老照片，沉思著說。
當時，全鄉都沒有幾臺照相機，懂攝影技術的人更是寥寥無幾。父親興沖沖地買好了新衣服，卻發現已經囊中羞澀，連去照相館的路費都沒了。
“當時鄉政府有臺照相機，”父親回憶道，“我厚著臉皮找過去，沒想到有個干部非常熱情，立刻答應免費幫我們拍。”
“我開始還以為他用公家的東西做人情，后來政府的會計告訴我，其實他用的是自己的相機。”母親說，“那個干部是個攝影愛好者，省吃儉用買了個相機，怕我們心里過意不去，就騙我們說是單位的……真是好人哪！”
“你小時候，差點穿不上新裙子，如今可以拍這么漂亮的結婚照。現在生活變得這么好，國家變得這么強，都離不開這些心里裝著老百姓的好干部啊。”父親感慨地說，“所以，爸媽對你唯一的心愿，就是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只要做到這一點，無論你干什么具體工作，都無關宏旨了。”
圖為2019年作者工作照
如今，我真的成了一名基層鄉鎮干部，我也時刻銘記父親那句諄諄教導——“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做一個心里裝著老百姓的好干部。
凝視著家庭相冊中的新老照片，感受著歲月變遷中家與國的變化，我不禁感慨，在這波瀾壯闊的幾十年里，正是由于像我的父母、像那位鄉鎮干部這樣眾多的勞動者，在歲月的流逝中不忘初心，在各自的崗位上牢記使命，才過上了越來越美好的生活，凝聚出了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共同繪制了偉大祖國繁榮昌盛的宏偉畫卷。（江西省九江市永修縣九合鄉紀委 花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