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兒穿上新裙子,瞧把她給樂的!”
“嘿嘿,看來這六十塊錢沒白花……”
照片像錨一樣,拴住記憶之船,以免在歲月的海洋中沉沒。每當我端詳這張20年前的照片,父母當年的竊竊私語,就會被回憶的潮水卷上心頭。

圖為1999年拍攝的作者童年照(左一黃衣花裙女孩)
父母當了一輩子鄉村教師。盡管在村民的眼中,這份職業還算“光鮮”,也受人尊重,但在1999年,他們的月工資只有500元左右。對于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來說,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老師說,表演節目,最好是穿新裙子……”那一年的兒童節前夕,7歲的我回到家,小心翼翼地對父親說。
“這是什么鬼要求?”父親的臉立刻拉了下來,“穿舊裙子就不能跳舞了?”
母親急忙把我抱在懷里,一邊給我擦眼淚,一邊數落著父親:“咱們就這么一個寶貝閨女,過節買條新裙子怎么了?”
“小孩子長得快,新衣服只能穿一兩年,浪費啊……”父親嘟囔著。
最終,我還是穿上了夢寐以求的新裙子。兒童節那天,我跳啊、笑啊,盡情地享受著簡單的快樂。父母也到了現場,高興地為我鼓掌叫好,并為我留下了這一開心的瞬間。
時光的沙漏永無止境地翻轉,我慢慢領悟到了父母當時的躊躇、自責與慈愛,感受到了生活的種種不易。就在我漸漸懂事的歲月里,祖國大地也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黨和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對鄉村教師的優待和保障政策,父母的工資待遇有了明顯提高,家里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后來,別說是兒童節買新裙子,就是不過節的日子里,父母也經常為我添置新衣服。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1999年兒童節這件來之不易的花裙子。

左圖為2018年作者結婚照,右圖為1991年作者父母結婚照
2018年,我幸福地踏入了婚姻的殿堂。我和丈夫拍攝了很多結婚照,精心挑選了幾張,帶回家送給父母。
“你們這結婚照,比爸媽的強多了!”父親樂得合不攏嘴。
母親翻開家庭相冊,指著他們的結婚照,嗔怪地對父親說:“瞧,咱們穿成這樣,你還好意思跟女兒女婿比!”
“媽,您可別這么說,”我笑著勸道,“我們的衣服都是租的,拍完了還得還。您和老爸結婚時,至少衣服是自己的啊!”
父親一聽,立刻挺直了腰桿。
“對呀,衣服是土了點,但花了我兩個月的工資。”父親驕傲地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都是新的,你還嫌?”
父母是在1991年拍的結婚照。那個時候,根本沒有現在遍地開花的婚紗攝影,也沒有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禮服。父親當時的工資才120元,但為了討母親的歡喜,他仍然豪氣沖天地買下了這兩套衣服。
“哪有嫌你?”母親辯解道,“你當時就一臺黑白電視機,住著單位的宿舍,我不還是嫁給你了嘛!”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黑白電視、電冰箱、洗衣機、錄音機成了不少人結婚時的“標配”。但父親是個窮教書匠,要備齊這“四大件”,不啻于天方夜譚。為了掙回面子,父親只好從結婚照上做文章了。
“這照片,還是鄉政府的干部幫忙拍的呢。”父親撫摸著泛黃的老照片,沉思著說。
當時,全鄉都沒有幾臺照相機,懂攝影技術的人更是寥寥無幾。父親興沖沖地買好了新衣服,卻發現已經囊中羞澀,連去照相館的路費都沒了。
“當時鄉政府有臺照相機,”父親回憶道,“我厚著臉皮找過去,沒想到有個干部非常熱情,立刻答應免費幫我們拍。”
“我開始還以為他用公家的東西做人情,后來政府的會計告訴我,其實他用的是自己的相機。”母親說,“那個干部是個攝影愛好者,省吃儉用買了個相機,怕我們心里過意不去,就騙我們說是單位的……真是好人哪!”
“你小時候,差點穿不上新裙子,如今可以拍這么漂亮的結婚照。現在生活變得這么好,國家變得這么強,都離不開這些心里裝著老百姓的好干部啊。”父親感慨地說,“所以,爸媽對你唯一的心愿,就是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只要做到這一點,無論你干什么具體工作,都無關宏旨了。”

圖為2019年作者工作照
如今,我真的成了一名基層鄉鎮干部,我也時刻銘記父親那句諄諄教導——“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做一個心里裝著老百姓的好干部。
凝視著家庭相冊中的新老照片,感受著歲月變遷中家與國的變化,我不禁感慨,在這波瀾壯闊的幾十年里,正是由于像我的父母、像那位鄉鎮干部這樣眾多的勞動者,在歲月的流逝中不忘初心,在各自的崗位上牢記使命,才過上了越來越美好的生活,凝聚出了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共同繪制了偉大祖國繁榮昌盛的宏偉畫卷。(江西省九江市永修縣九合鄉紀委 花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