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經歷“文景之治”、漢武帝稱雄后由盛轉衰，最終陷入烽火四起、三國紛爭，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
——《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
《出師表》以其真摯誠懇的情感和深謀遠慮的見地而流傳至今。從中，我們不僅能讀到一位賢臣對君主的諫言、一位長輩對晚輩的教導，也能讀到一代名相對天下大勢的分析和思考。
在文中，諸葛亮用一句話概括了漢代的興衰存亡：“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賢臣與小人，就是臥龍先生眼中影響朝代沉浮的重要因素：先漢的興盛得益于統治者慧眼識人、選賢用能；而后漢的傾覆與統治者輕信佞臣、不辨忠奸也脫不了干系。
關于“賢臣”，漢代的開國皇帝劉邦曾經這樣描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這幾句話不僅點明了“漢初三杰”張良、蕭何、韓信的才華和優勢所在，更體現了劉邦的知人善任。“親賢臣，遠小人”是漢高祖成就霸業的一大原因。
至于“小人”，包括漢代的宦官和腐敗官僚等。這些特權階層一步步霸占了社會資源，最終綁架了政權，對漢代的滅亡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東漢是中國歷史上宦官最為猖獗的時期之一，其特點相當明顯，即宦官在皇帝與外戚斗爭的夾縫中逐步增強自身勢力，進而把持朝政。東漢末年，在漢靈帝身邊隨侍左右的中常侍有張讓、趙忠等十二位宦官，被稱作“十常侍”。他們閱覽朝臣章奏，把持朝政，而靈帝卻心甘情愿地受制于宦官，甚至公然稱：“張常侍乃我公，趙常侍乃我母。”皇帝與宦官一道盤剝百姓、賣官鬻爵，朝政日益腐敗，最終引發了黃巾起義。
腐敗官僚也是漢代皇帝“親”的一大對象。漢成帝即位后，荒于酒色，重用“小人”，為王莽篡權、西漢覆滅埋下了禍根。臭名昭著的佞臣淳于長是漢成帝的寵臣之一，憑借諂媚邀寵獲得官職，可謂“進不由道，位過其任”。他把自己的權勢視為待價而沽的“奇貨”，在上位的短短一兩年里，光是地方官的賄賂加上皇帝的賞賜就“數累巨萬”。在淳于長被成帝信任重用、大收賄賂之際，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奮起反抗。起義隊伍橫掃十九個郡國，殺死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震動朝野。西漢王朝這座大廈的崩潰，從某種意義上說，離不開“蛀蟲”淳于長的加速。
“親賢臣，遠小人”，這不僅是諸葛亮對漢代歷史的客觀總結，也是他對劉禪的殷切希望。那諸葛亮“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夢想在劉禪身上實現了嗎？看陳壽的《三國志?后主傳》便可知：“后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昬（ｈūｎ，同“昏”）闇（àｎ，同“暗”）之后。”劉禪剛開始做到了選賢任能，但后來聽信于宦官奸臣，就成了昏庸的統治者。而蜀漢在他的統治之下也最終走向了滅亡，諸葛亮所期待的“漢室之隆”也終究化為泡影。
賢臣小人之論，是整個漢代以及三國興亡的縮影，也是中國古代歷史的精辟概括。選人用人是政權存亡的關鍵因素之一，怎樣才能做到真正的“親賢臣，遠小人”呢？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提到：“我們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有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有了科學的用人之道，有了高素質的干部隊伍，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才能行穩致遠。（沈東方 張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