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去年下半年以來，全國多地人防部門陸續開展了以發現問題線索、嚴格案件查辦、嚴肅整改落實為重點內容的專項行動。本版今日起連續刊發黑龍江專項治理人防系統腐敗問題的調查，剖析案件成因，介紹相關做法，為各地專項治理工作提供借鑒。
哈爾濱市在全國較早將地下人防工程開發成商業街，此后這一模式被各地模仿。
哈爾濱市民眾街地下人防工程成“爛尾”，至今未完工。
2019年農歷正月，年味兒逐漸散去，從黑龍江省人防辦主任崗位上退下來沒兩年的武偉在小區里散步，他看上去心事重重。這時兩位同志上前跟他打招呼。雙方眼神對接的那刻，武偉就知道：該來的還是來了。
武偉被黑龍江省紀委監委留置半個月后，哈爾濱市人防辦原主任肖文東被立案審查調查。
省人防辦原主任和省會城市人防辦原主任兩個一把手先后落馬，引發黑龍江省人防系統震動。
截至2019年12月25日，黑龍江省各級紀委監委共處置人防系統問題線索356件，立案審查調查219件，給予黨紀政務處分208人，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32人。全省13個市（地）25名人防辦主任、副主任被立案審查調查。
冷門崗位攬錢手段五花八門
省人防辦一位處長清楚記得：黨的十八大之后的某年，他陪時任省人防辦主任武偉到北京出差。這位處長見領導拎的大包很沉，就好心上去想幫忙，卻被堅決拒絕了。面對下屬的疑惑，武偉解釋說里面是書……其實，包里不是書，是幾十萬元現金。2011年至2018年間，武偉先后利用各種機會前往北京給女兒送現金，每次幾十萬元。近2000萬元的現金，都是8年間武偉一次次送過去的。
這還只是武偉收的一部分錢。
1972年9月，只有16歲的武偉還是一名在校學生，因專業能力出眾被選拔到黑龍江省人防辦電臺擔任報務員。從那天起，武偉在人防系統一干就是44年，從一線職工成長為正廳級一把手。
“溫水煮青蛙。”在看守所里回答記者為什么會一步步墮落至此，甚至在黨的十八大后還不收斂不收手時，武偉說。
對武偉而言，以下場景是常態：
某天，省人防辦下屬單位的一名處級干部來找武偉，他從腋下抽出用報紙包裹著的10萬元人民幣往辦公桌上一放：“主任，這是吳文俊讓我給你帶過來的。”武偉頭也不抬說：“知道了。”
來人是受佳木斯市人防辦原副主任吳文俊的請托，為其在雞西的一個項目向武偉尋求“關照”。
收錢、辦事……彼此心照不宣，達成高度默契。
深耕人防系統多年，武偉對其中的“生財之道”熟稔于心，他“大筆一揮”，就可以決定上億元的項目。經武偉之手違規審批人防地下商業街項目40多個，收錢1100多萬元。
他的斂財手段更是暴露了人防系統廉政風險點。
1997年，武偉走上省人防辦黨組成員、副主任崗位的第二年便開始被“圍獵”了。2006年，武偉擔任省人防辦主任，隨后的10年里，武偉更是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大搞權錢交易，39次收受他人財物。
罔顧國家利益，濫用職權，給國家造成巨額經濟損失。
2012年，武偉受哈爾濱某房地產開發商請托，違規審批將產權應歸國家所有的8．34萬平方米地下人防工程變更為可辦理產權的地下商業街。開發商獲取暴利，武偉收下一套價值150多萬元的房產，卻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1．76億元。
經省人防辦審批的人防工程中，從設計、招標、建設到監理、驗收等環節，武偉都涉足“揩油”。
省人防辦審批的17項人防工程設計項目里有16項是省人防辦某下屬單位包攬的，該單位給省人防辦領導班子發獎金，其中武偉前后收了130多萬元；省人防辦的辦公樓項目，武偉指定承建商，虛假招標串標，這次武偉單筆收了360萬元；工程監理方面，由省人防辦出資的下屬監理公司送給武偉好處費數十萬元……
人防系統內一些黨員干部作為“中間人”從中周旋，在開發商與武偉之間穿針引線。通過哈爾濱市人防辦原主任肖文東，黑龍江某房地產商給武偉送去了5萬美元，當年武偉即為其審批通過了4個工程項目。
如此明目張膽收錢，武偉卻相當“自信”，沒覺得自己會“出事”。
他自詡在系統里“人緣不錯”，從來沒收到過關于他的舉報。是因為武偉清廉嗎？當然不是。是因為他擅于偽裝嗎？也不盡然，他收錢并不太避諱，其中22次就發生在辦公室里。
武偉奉行一種“有便宜大家都占點兒”的理念。他曾對調查人員坦承，在退休前，“有些項目就不直接參與了，有好處大家都得點兒……”在他主政下，黑龍江省人防系統的工作由在全國名列前茅變成了排位倒數，全省人均防空面積已低于國家標準。
更可怕的是：當時的武偉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腐敗行為，對全省人防系統整體風氣的敗壞，起了極其惡劣的導向作用。被嚴重污染的系統政治生態，很久都難以修復。
腐敗，不止從一處開始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武偉在系統扎根很深，他的個人影響和人防系統權力的分布注定了很多事“繞不過他”。
在武偉落馬后，哈爾濱市人防辦原主任肖文東、哈爾濱市人防辦副主任宋澤剛、哈爾濱市人防辦工程管理處處長趙輝、佳木斯市人防辦原副主任吳文俊、佳木斯市人防地下過街工程管理處主任謝立群、七臺河市人防辦原主任周幼華……先后接受組織審查調查。他們都是人防辦一、二把手或是具有審批管理權的中層負責人。
黑土生金。
1988年9月19日，哈爾濱市第一條地下商業街——哈爾濱人防奮斗路地下商業街工程（現為“金街”）竣工。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的、被譽為“北方沙頭角”的地下商業街，日均客流量達12萬人次，節假日達到20萬人次。
人防地下商業街投資回報豐厚，成為熱門項目。據統計，2005年以來，黑龍江省人防部門共審批人防地下商業街項目180余個。
人防地下商業街是典型的“單建式人防工程”。由于單建式人防工程需要區、市、省三級審批，哈爾濱市民眾街地下商業街一個工程竟然“撂倒”了三級人防辦主任。哈爾濱市某公司負責人通過向省人防辦主任武偉、哈爾濱市及該市道里區人防辦主要負責人分別行賄100余萬元，拿下了項目。該項目至今沒有完工，給投資者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后期評估為“無法挽回”，引發群眾多次上訪。
全省單建式人防工程有17個未驗收就投入使用，存在安全隱患。
按照相關規定，房地產開發要配套進行人防工程建設，稱為“結建式人防工程”。房地產開發商通過現金、房產、商鋪、干股等手段，讓人防部門相關人員通過少算配建面積、提高物資庫配建比例、違規以物抵費、串建緩建、減免緩費用等幫開發商牟取暴利。
易地建設費違規減免使用問題突出。全省各市地人防系統一些掌握權力的人員，通過違規核算、應收不收、違規減免緩、擠占挪用等方式，在易地建設費上“做文章”。2013年至2016年，黑龍江收繳到位的易地建設費，只占應收金額的百分之三十多一點，給國家造成了巨額損失。
人防系統中，不乏通過壟斷人防基本建設項目市場的手段，大搞腐敗之人。
孫某某是省人防辦工程質量監督負責人，他以別人名義開設公司，成為黑龍江省人防專用門的最大供應商。在他的直接干預下，2000年至2016年全省通過驗收的40個地下商業街項目中，有31個采購該公司人防門，公司因此獲利上千萬元。面對孫某某公然自己安裝、自己驗收的情況，群眾反映強烈。
省紀委監委第五監督檢查室副主任孫寶民初識這位孫某某，很有戲劇性。在首場微信視頻直播人防系統專項治理腐敗問題疑難問題論證會上，孫某某作為專家被請來。
一番交流之后，似有所察覺的孫某某對孫寶民說：“你們開展這項活動后，人防系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將開啟新的階段。”這話由一個當時還是座上賓，很快就會被審查調查的人說出來，格外意味深長。
省人防辦一職工王某某退休后開了一家審圖公司，靠著多年人脈和上下打點，承攬了省人防辦審批的全部人防工程審圖業務，成為省內首屈一指的“紅頂中介”。為確保肥水不流外人田，王某某先后5次送給武偉好處費200多萬元。
“一直想通過正常途徑參與人防工程項目，我們公司有實力，就是沒門路。”一位投資商向記者抱怨：人防系統，水太深了。
什么樣的土壤在為腐敗提供溫床
人防系統這么多的問題，可是自2013年至2018年底省委開展巡視前的這幾年間，省人防辦查處的違紀違法干部數量為“零”。
身為省人防辦主任的武偉黨紀意識淡漠到2016年還在乘坐老板的私人飛機游玩。
整個系統呈現一種怪象：身處權力崗位的一群人悶聲發大財；相對“邊緣”的崗位，也享受著別人吃肉我喝湯的“滋潤”。
“吃相”難看。
全省人防系統濫發獎金、津補貼及其他違反廉潔紀律問題，涉及面廣、人員多、數額大、延續時間長，黨的十八大以后仍習以為常，不收斂不收手。此類問題占人防系統全部問題線索的三分之一，特別是對于只應由部分管理人員享受的勞動保護補貼“下洞費”，成為“普惠性待遇”延續至2016年。
哈爾濱市人防辦下屬某酒店管理人員違規兼職取酬11年，總經理領取76萬多元，哪怕是后來酒店虧損了，他們從其他人防企業借錢還要發……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自己設計、自己招標、自己建設、自己監理、自己驗收、自己采購，內控機制基本沒有，外部監督毫無作用，滋生了大量腐敗行為。從案件查處看，人防工程違規審批驗收、違規減免易地建設費、違規招標采購設備、人防設施出租謀利等問題較為普遍。從全省各市地問題統計來看，涉及上述四類問題176件，約占總數的56.8％。
多種因素導致人防領域系統性腐敗程度日深。
主體責任缺位，管黨治黨意識嚴重弱化。
2016年以前，省人防辦和各市地人防辦黨組普遍沒有專題研究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黨組主體責任和班子成員“一崗雙責”不落實，不重視廉政風險防控，監督制約機制嚴重缺失。
“三重一大”等重大事項普遍不經集體研究，而是直接由主管領導或一把手審批。主要領導“一言堂”“家長制”作風嚴重，某市人防辦主任甚至只打個電話就能遙控指揮一些重大決策。
由于多頭管理，存在“都管又都不管”的問題。2013年至2018年，齊齊哈爾市人防辦原主任孫某某以保密為由，不經招投標程序，從南京某公司購進540余萬元設備，購買價格遠高于市場價。2010年，哈爾濱市人防辦原主任肖文東收受其司機周某60萬元，為其辦理哈爾濱市大安街地下商業街項目批文，兩年后周某將該批文轉賣，凈賺2000多萬元。
面對這種情況，省、市人防辦卻有一番說辭：我們與下級人防辦只有業務指導關系。
可以用“業務指導關系”來模糊掉監督之責，但也正是借助所謂的“業務指導關系”，一種上行下效的腐敗文化在系統內潛滋暗長。
一個平常的工作日下午，剛剛被提拔為大慶市人防辦工程管理科科長的于寶峰正在辦公室籌劃以后的工作，分管副主任王某踱步進來關心地問：有什么困難嗎？聊著聊著，領導話鋒一轉：有這么個消息，你感興趣不？
就這樣，由領導牽線搭橋，于寶峰按照開發商的意愿，違規辦理審批、制作虛假工程驗收單、完善竣工手續，致使該開發商名下一項目少繳納易地建設費300余萬元。而于寶峰則以3萬余元購得該項目一套價值50多萬元的房產，自此走上了不歸路。
類似的場景在各級人防系統的一些權力崗位上，又何止一次上演。
“在當時的氛圍下，出事是必然。”記者在看守所采訪于寶峰時，他這樣說。
形勢嚴峻，不治理不行了。（黃輝 李靈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