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大連市人民防空辦公室原巡視員彭建生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其中提到，彭建生作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涉嫌職務犯罪。
實際上，像彭建生這樣的案例并非個案。從近幾年查處的貪腐案件來看，領導干部的親屬、司機、秘書、保姆等“身邊人”利用領導權力影響力受賄，最終被法院判處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案例并不少見。
2018年10月25日，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了《張德柏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吉林省白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張德柏多次通過和利用其弟弟原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張德友職務的行為和職權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共計人民幣27.98萬元，數額巨大，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在衡陽市原市委書記李億龍家從事保姆工作的胡興紅，利用李億龍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請李億龍在請托人王某遞交的材料上作出批示，要求對他人的工作調動、應聘予以照顧，在此過程中，胡興紅收受了王某人民幣20萬元，數額巨大，長沙縣人民法院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胡興紅有期徒刑1年4個月。
那么，刑法為什么要設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什么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類似彭建生這種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又該如何處理？
“近些年來，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等近親屬，以及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自己從中索取或者收受財物的情況并不顯見。同時，一些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雖已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但利用其在職時形成的影響力，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自己從中索取或者收受財物。”西南政法大學教師、刑法博士李仲民說，“上述行為敗壞了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社會影響十分惡劣，因此《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影響力索賄受賄的行為，以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的上述行為單獨規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李仲民進一步指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有一些區別，首先是主體不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是特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而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自己。
其次，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行為人，并非利用自身職務便利受賄，而是先利用與其關系密切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再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去受賄。而在受賄罪中，國家工作人員直接利用自己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為他人謀取利益。
比如，在張德柏利用影響力受賄案中，張德柏是時任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張德友的哥哥，其利用張德友的影響力，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因此被認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刑罰。同樣，彭建生作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雖已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但利用其在職時形成的影響力，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涉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2018年3月20日，監察法頒布施行，規定了六類監察對象，在法律層面上把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納入監督，實現國家監察全覆蓋。2018年4月17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印發了關于《國家監察委員會管轄規定 （試行）》，該規定詳細列舉了國家監委管轄的六大類88個職務犯罪案件罪名，其中就包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彭建生等人的查辦，再次表明反腐敗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決不是說說而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制度優勢正加速轉化為治理效能。”李仲民說。（羅澤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