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曹樹基、李玉尚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鼠疫》【法】阿爾貝·加繆 著 顧方濟、徐志仁 譯 譯林出版社
《老鼠、虱子和歷史》【美】漢斯·辛瑟爾 著 重慶出版社
《瘟疫與人》 【美】麥克尼爾 著 中信出版社
《白雪烏鴉》 遲子建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5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暴發時，比爾·蓋茨在一次演講中就曾發出警告：“如今全球最大的危險不是核戰爭，而是高度傳染的病毒；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因為我們在核威懾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錢，但在防疫系統上卻投資很少，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預防下一場大疫情的發生。而我們的準備不足，可能會導致下一場疫情，比埃博拉病毒的危害更嚴重！”不料他一語成讖，2020年伊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國，全球多地也已出現疫情。
從歷史上看，“文明，在瘟疫中穿行”，疫災是人類災害鏈網中的頂級災害，并將可能是與人類共始終的永恒災害。
換個視角看歷史
常言道：讀史使人明智，鑒古方能知今。人們總希望能夠從歷史中學習到一些有益的經驗，而歷史學家也從未停止對歷史的思考。
20世紀興起的文明史理論和新史學都是對傳統史學的“反動”。文明史理論的代表人物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反對把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一般范圍，提出文明才應該是觀察人類歷史發展的標尺，受此影響，“歐洲中心論”受到了批判，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在歷史著作中擁有了一席之地。新史學則不滿傳統史學聚焦于精英階層，開始關注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過去幾十年社會經濟史研究在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盡管歷史研究出現了很多新理論新方法，但無論是傳統史學、文明史學還是新史學都存在著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過分注重人類文明及社會形態發展演變的歷史，而對人類文明所依存的環境及環境對人類文明產生的影響的研究不夠重視。寫作《老鼠、虱子和歷史》一書的生物學家漢斯·辛瑟爾在一篇總結性文章中發出振聾發聵的反思：“人類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來看待萬物。對虱子來說，人類就是奪去它們生命的死亡使者！”
因此，人們如果換個視角看歷史，可能會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結論。美國環境史學家威廉·克羅農說：“人類并非創造歷史的唯一演員，其他生物也作用于歷史，重大的自然進程同樣如此。”人的歷史只是大歷史中的一部分，人也只是大自然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歷史學未來的重要突破方向，應該是把人當作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員來研究，改變以人類為中心的歷史觀。全球史研究和環境史研究在聚焦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方面做出了許多有益的嘗試與探索。
瘟疫影響世界歷史進程
最近20年，我們先后經歷了包括非典、埃博拉病毒等幾次重大傳染病的侵害。其實從歷史上看，傳染病這個人類的天敵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人類的侵害，鼠疫、霍亂、天花、梅毒、肺結核等都曾在歷史上留下過“輝煌戰果”。在與傳染病斗爭的過程中，人類的能力非常有限。直至最近一百年，人們對傳染病才逐漸有了一些科學的認識，如法國人耶爾森1894年分離出鼠疫桿菌，1928年英國科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發明世界上第一種抗生素青霉素。相較于細菌性傳染病，人們對病毒性傳染病仍然應對乏術——只有天花除外。1796年，英國醫生E·琴納首次在人體進行牛痘接種試驗成功，從而真正找到了控制天花的辦法，而直到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才正式宣布天花徹底被消滅。
可以說，歷史上的烈性傳染病無數次改變了人類歷史，黑死病、美洲瘟疫、宋金元明清時期的鼠疫在歷史上都造成了重要影響。
——1347—1351年的黑死病。鼠疫大概算是對世界歷史發展進程影響最大的一種傳染病，根據文獻記載，該病癥在世界歷史范圍內曾經有多次大規模的暴發，其中1347—1351年歐洲的疫情最為嚴重，也成為人類繞不開的痛苦記憶。
黑死病是由鼠疫桿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傳染病，因患者皮膚呈現有黑斑，故稱“黑死病”。14世紀的黑死病造成歐洲人口銳減，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這種恐怖的疾病。此后300年間，黑死病繼續在歐亞大陸蔓延傳播，中國亦受波及。薄伽丘在《十日談》里如此描述這場鼠疫的可怕：“那場瘟疫來勢特別兇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觸病人就會傳染上，仿佛干燥或涂過油的東西太靠近火焰就會起燃。更嚴重的是，且不說健康人同病人交談或者接觸會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或者用過的物品也會罹病。”
這場空前的生態災難既成為歐洲“中世紀黑暗”的一個寫照，在引起歐洲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全方位危機的同時，也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并成為歐洲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契機。具體而言，首先，這次鼠疫動搖了教會的絕對權威。很多神職人員染病死亡，動搖了“瘟疫是上帝對罪人懲罰”的這一基本信念，嚴重削弱了教會對大眾的精神控制；其次，孕育了及時行樂的現實主義。中世紀教會的禁欲主義思想盛行，隨著黑死病的日益猖獗，面對死亡，人們把目光從對天國的期待轉向塵世的享樂；第三，因勞動力匱乏而刺激越來越多的先進技術和發明出現；第四，促進了醫學及衛生觀念和法律的進步。人們開始放棄信仰療法，試用世俗的方法解決威脅人類生命的問題，政府頒布衛生法令和法規，嚴格規定城市生活的衛生準則，從而有效遏止疾病的傳播。
——16世紀的美洲瘟疫。對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人們往往被其表面的光環所迷惑，“傳統也局限了歷史學者，使他們發掘新舊世界重新接觸的意義之際，眼光受到蒙蔽”，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忽略了發現新大陸后接踵而至的16世紀的美洲瘟疫。如上文所言，我們如果換個視角重新審視新大陸的發現，就會發現這場瘟疫不僅改變了美洲歷史，也改變了世界歷史。
阿茲特克帝國是墨西哥中央高原上成長起來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其鼎盛時期，版圖橫跨整個美洲中部，人口約有1000萬。如此龐大的一個美洲帝國，卻在1915年西班牙人抵達美洲大陸以后迅速消亡。與阿茲特克帝國面臨同樣命運的還有印加帝國。西班牙人是用什么辦法消滅了這兩個拉美帝國呢？槍炮嗎？答案是否定的，西班牙人的秘密武器是天花病毒。16世紀，在西班牙人初到美洲的幾十年間，幾千萬印第安人因感染西班牙人從歐洲帶來的傳染病而死。美洲長期與舊大陸隔離，印第安人也與舊大陸各種疾病完全隔絕，對許多疾病幾乎完全沒有免疫力，對來勢洶洶的天花更是毫無招架之力。
美洲新大陸的開辟大大改變了美洲、歐洲和非洲的歷史，它為歐洲工業革命提供了必要條件，解除了歐洲工業革命的土地制約和勞動力制約：幅員廣闊肥沃的美洲土地迅速成了歐洲工業品的原料基地，棉花為歐洲紡織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保障，甘蔗為制糖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非洲黑奴既為殖民者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也補充了因瘟疫導致的美洲人口的不足。
——影響古代中國朝代興亡的瘟疫。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古代中國朝代更迭時，不能無視鼠疫大流行的作用。曹樹基、李玉尚在《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一書中探討了最近700年鼠疫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指出這次鼠疫大流行及戰爭是造成這一時期重大歷史變動的重要原因，其中鼠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金元之際，中國南北方人口損失合計達3670萬，其中約有70％左右的人死于鼠疫，超過當時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1232年，元兵圍攻金人治下的汴京，攻城期間發生一場大疫，“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當時汴京人口在200到250萬，死亡近半！
歷史上重大傳染病幾乎都與戰爭相關，這可以從軍隊流行病學得到解釋，因為軍隊人群具有生活高度集中、流動性大等特點，同時，戰爭時期醫療衛生條件差、將士疲倦，都會加大傳染病暴發的風險。赤壁大戰中曹軍失敗或與當時發生的大瘟疫就有直接關系，《三國志》記載：“公（曹操）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唐宋元明幾個朝代的興替，與瘟疫流行關系極大。唐朝天寶十三年（754年），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唐軍長途奔襲，身心俱疲；南詔軍隊堅壁清野，以逸待勞。結果唐軍大敗，加上嚴重的傳染病，幾乎全軍覆沒。這場惡戰成為安史之亂的導火索，也是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重要標志。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軍隊的戰爭中，四川釣魚城（今合州）堅守達36年之久，令世人震驚，逼迫蒙古大汗蒙哥1258年率兵親征。蒙古軍隊準備進攻時突然發生大瘟疫，只好被迫撤退，蒙哥居然也死于這場瘟疫（1259年）。傳染病打亂了蒙古人的戰略部署，使南宋軍民獲得喘息時機，堅持到1279年。明亡清興之際，北方鼠疫大暴發。1641—1644年北京及周邊連年大疫，《崇禎實錄》稱：“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估計僅北京死亡就達20萬人，而當時北京總計才80到100萬人。疫情之慘烈及崇禎麻痹大意，導致李自成農民軍輕易攻占北京城；而李自成進城后，鼠疫依然持續，導致農民軍在清軍進攻時一觸即潰。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提醒人們，疾病，尤其是傳染病，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疾病不是配角，而是歷史的基本決定因素之一。疾病是“行走的生化武器”，它可以塑造一個國家的內部結構，也能夠影響世界的大格局。
從歷史反思當下
古人往往將不可抗拒的傳染病視為神的意志。比如印第安人大批染病死亡，而西班牙人幾乎毫發無損，這令印第安人無法理解，他們將其歸因于超自然力量，認為神或上帝站在了西班牙人那邊，所以印第安人一夜之間皈依了基督教。我們雖然今天不會再把瘟疫暴發歸結為天意，但應該從歷史和科學兩個層面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
——反思人與環境的關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暴發再一次警示我們，人們需要反思人與環境的關系。
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性開發，打破了自然循環，是導致環境破壞、病毒肆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需要摒棄“人定勝天”的觀念，恩格斯曾說：“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我們應該認識到，人類也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物種，依賴自然界而生存。因此，人類利用自然應該有一個限度和界限，適可而止。在此前過度改造和破壞的地方，我們需要停下腳步，去關心它，愛護它。
——重視個人和社會力量。從歷史上看，面對瘟疫，人類應對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需要個人、社會和國家共同參與。從制度層面上講，古代國家在瘟疫應對方面基本上是缺位的，它們很少在制度上對瘟疫救療提供技術支持和實際指導。
就古代中國而言，一旦發生疫情，兩股力量會發揮比較大的作用：一是地方官府組織開展救療活動，如延醫設局、施醫送藥、刊刻醫書等。但是，這些并非地方官府的主要職責，原則上他們只要完成“刑名錢糧”任務即可，是否救助民眾及救助程度主要看地方官員個人的素養、能力以及地方醫療資源的豐富程度；二是民間社會力量的救災活動，特別是各地鄉賢往往扮演積極角色。清中期以降，鄉賢們借助地方醫療資源和慈善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疫病救療活動。這些社會力量和個人的積極參與，不但沒有出現同國家和官府嚴重對立的現象，而且在興辦醫藥局之類的事業中出現更多更廣泛的合作，如清代的同仁堂、同善堂等都積極參與到對瘟疫的醫療救治中來。中國要加強防疫工作，既需要國家更大規模的投入，也需要鼓勵民間機構和組織積極參與。
——建立現代衛生觀念。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啟示我們，建立科學的預防體系和樹立現代衛生觀念刻不容緩。
中國傳統社會對傳染病的應對，重點是“避”和“治”，而非“防”，更缺乏積極主動的、由公權力介入的制度和行為，從而導致人口的巨大損失。只有到了晚清，隨著西方醫療知識的傳入，清朝的防疫工作才開啟近代化進程，其中伍連德在防疫現代化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期間，正是因為伍連德采取一系列正確有效的防治措施，清廷才得以不到4個月便控制了疫情。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的醫療衛生制度和基礎設施的建設有了巨大進步和改善，但現在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項，實現衛生現代化任重道遠。（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仲偉民、清華大學歷史系碩士生李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