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漢鐵路南端終點漢口大智門車站，這座車站一直保留至今，現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27年，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成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紀律檢查機關，圖為五大選舉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領導成員塑像。
兩江三鎮，一座江城。圖為武漢長江風光。（資料圖片）
山西芮城永樂宮純陽殿，呂洞賓武昌貨墨這一鋪壁畫中，可以看到元代黃鶴樓（圖片選自《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3寺觀壁畫》，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黃鶴樓屢毀屢建，各時代的造型并不相同，卻不妨礙它自古至今成為武漢聞名全國的地標建筑。
編者按
4月8日，歷經76天，武漢終于“解封”了，生活秩序逐漸恢復正常。武漢歷史悠久、文化厚重，她旺盛的生命力正根植于此，我們不妨乘一葉扁舟，溯向江城武漢的深處。回望歷史，我們總能獲得前行的力量。我們也謹以這篇文章，向這座英雄的城市致敬。
知音相會
鐘子期如約而至，靜靜地坐在伯牙身旁。伯牙開始奏琴，琴聲宛若一位高士一步一步拾級而上，忽而琴聲舒緩了下來，宛若在云海中漫步，鐘子期說道：“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伯牙會心一笑，手底的琴弦卻不輟。又是一曲，琴聲似水流，起初是一條小溪蜿蜒于平地上，繼而萬水會聚，聲響充滿琴室，最終回歸于一片靜謐，鐘子期說道：“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伯牙這回點了點頭。
鐘子期與伯牙之間，不知有過多少次這樣心領神會的交流，無須太多的言語，一切只在那七根弦中。鐘子期先伯牙離去，伯牙“破琴絕弦”，自此之后，他再也不鼓琴了，因為這世上再沒有能理解他的“知音”了。
鐘子期與伯牙大概是戰國時期的楚國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就發生在武漢三鎮中的漢陽。今日漢陽城區內有一條主干道名為琴臺大道，傳說伯牙為鐘子期奏琴的古琴臺就在大道起始處，而在漢陽郊區蔡甸馬鞍山南麓有鐘子期之墓，附近的集賢村則為鐘子期故里。
鐘子期與伯牙的故事，原本只是《呂氏春秋》中的一個小片段，作者的用意也不在于表彰兩人高遠的友誼，而是意圖說明“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這到底是擁有三千食客的呂不韋的所思所慮，對于更多平凡人而言，他們感知到的是此生若能遇一知音該多好啊。或許正是基于這樣的情感訴求，知音文化對武漢影響深遠，成就了武漢城市文化中獨具特色的一個面向。
有道是天涯海角覓知音，可見知音實難覓，故而知音分別更見依依不舍。長江邊、蛇山上、黃鶴樓中，不知有多少知音在此揮手作別。
唐開元十六年（728年），二十八歲的李白在武漢遇見了孟浩然。李白對這位年齡比自己大一輪的夫子傾慕已久，他不獨傾慕孟浩然的詩才，亦傾慕其“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的高士之姿。兩人一見如故，因孟浩然要去往揚州，李白在黃鶴樓為之餞別，離情依依，李白賦詩一首，而成為絕世名作：“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黃鶴樓在唐代已經聲名遠播，文人墨客至此留下了大量題詠。李白的這首《送孟浩然之廣陵》已是絕世名作，而據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的說法，詩才詩情俱是當世一流的李白，面對崔顥詠黃鶴樓的詩作竟猶豫了。崔顥詩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辛文房的記載也許是種夸張的說法，但崔顥的這首詩歷來備受推崇，宋人嚴羽的《滄浪詩話》即認為“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
追溯黃鶴樓的起源，它最初是三國時期吳國建設的軍事設施。孫權從劉備手中奪取荊州后，在魏黃初二年（221年）將東吳統治中心遷移至鄂縣，取“以武而昌”之意，更鄂縣名為武昌，八年之后，孫權正是在此地稱帝。此時的武昌與今日的武昌并非同一個地方，孫權稱帝之武昌在今鄂州，魏黃武二年（223年）孫權在今日武昌蛇山頭筑夏口城，夏口城背靠蛇山面對長江，在軍事地理上的位置十分緊要，夏口城西南角上用以瞭望的哨樓便是黃鶴樓，由于蛇山又稱黃鵠山，黃鶴樓因所據之山而得名。
洗盡鉛華，黃鶴樓由軍事設施而演變為登高望遠、游宴送別之所，加之歷代文人墨客層出不窮的歌詠之作，遂使黃鶴樓成為聞名全國的文化地標，甚至在距武漢千里之遙的山西芮城永樂宮的壁畫中，我們能一睹元朝黃鶴樓的風采。
黃鶴樓面向長江的一面，最高處懸掛著“楚天極目”的匾額，今日站在黃鶴樓頂，俯瞰“龜蛇鎖大江”，漢水在龍王廟前緩緩注入長江，頗有“便引詩情到碧霄”之感，而眼前的這番景象，卻不是自古就有的。
三鎮鼎立
漢水與長江，構成了武漢城市的主要水脈。明朝成化（1465年－1487年）以前，漢水存在多條注入長江的水道，成化年間由于連年大水，漢水入江水道穩定為今日水道，并且在排沙口與郭師口間裁彎取直，由郭師口入江本來蜿蜒四十里，今十里直下入江，漢水其他故道均淤塞斷流。由于漢水入江水道的這一重要變化，使漢口得以崛起，武漢三鎮鼎立的格局由此形成。
武漢三鎮中，漢陽和武昌早在三國時期，已在今天的市中心建筑城池，今日漢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與漢陽連在一起，明初這里是漢陽縣城北部的一片長滿蘆葦的荒洲，無有人居。漢水改道為漢口的發展提供了機遇，漢口市鎮逐漸發展起來，但其地江湖環繞，地勢卑濕，極易遭受洪水之災，明崇禎八年（1635年），漢陽通判袁焻在漢口市鎮北主持修筑了半月形的十里長堤以御洪水，后世稱之“袁公堤”，清嘉慶年間（1796年－1820年）曾到漢口做生意的浙江湖州人范鍇，在其所著《漢口叢談》中稱“漢鎮之發展，初以長堤是賴也”。
范鍇所處的時代，漢口商業之盛早已名滿天下。主要生活時代在清康熙年間（1661年－1722年）的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評論道：“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漢口享兩江交匯之地利，碼頭眾多，有道是“廿里長街八碼頭，陸多車轎水多舟”，來自天南海北的商人，攜帶著琳瑯滿目的商品聚集在漢口，而這其中，茶葉貿易值得我們多看一眼。
中國是茶的原鄉。自十七世紀中期始，中俄之間的茶葉貿易逐漸興盛，俄國人的飲食以肉類居多，茶葉成為解膩的上品，起初茶葉只流行于俄國貴族間，但飲茶的風尚很快擴散到普通民眾，由此形成了對茶葉的巨大進口需求。山西商人是經營中俄茶葉貿易的翹楚，在距漢口約三百里的赤壁市羊樓洞村，山西商人在這里收茶，為了便于遠距離運輸，他們將茶葉烘干，做成磚的形狀，因此也稱為“磚茶”。磚茶運抵漢口，沿漢水溯至襄陽，再走陸路一路北上到大同，東向至張家口，經張庫大道到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最后北上到俄國的恰克圖，有意思的是，恰克圖這個名字在俄文中的意思正是“有茶的地方”。
這條萬里茶道，以漢口為中心，將南至武夷山北至恰克圖的廣大地區聯系了起來，漢口也因此被稱為“茶葉港”，一項研究顯示，清同治十年至光緒十六年（1871年－1890年），中國出口的茶葉占世界茶葉市場的86％，而由漢口輸出的茶葉又占國內茶葉出口的60％。
光緒十五年（1889年）底，五十二歲的張之洞由兩廣總督赴任湖廣總督，此前他曾擔任過湖北學政，想必對這片土地已不陌生，從這一年起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止，張之洞督鄂凡十八載，對這片土地的近代化產生了至深的影響。
張之洞移督湖北，與修筑鐵路關系密切。光緒十五年四月一日，張之洞向朝廷上奏，建議緩修天津至通州的鐵路，他認為“其初各國開建干路，以通孔道，迨后物力日裕，辟路日多，支脈貫注，都邑相屬，百貨由是而灌輸，軍屯由是而聯絡，上下公私交受其益”，故當務之急是修建一條“腹省干路”。在他的設想中，這條干線起于京城外的盧溝橋，經河南至漢口，故被稱為“盧漢鐵路”，這條鐵路修成后，乃“干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清廷認可其建議，并改任他為湖廣總督，以利筑路之事。
雖然此時已有筑路之議，但盧漢鐵路的動工卻要遲至八年之后的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經歷了向比利時借款、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侵華等坎坷，直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全線通車，由于北端起點從盧溝橋展至正陽門，故改稱“京漢鐵路”。長達一千兩百公里的京漢鐵路是中國鐵路史上第一條南北鐵路大動脈，它改變了許多城市的命運，京漢鐵路為武漢在現代交通網絡上占有樞紐地位奪得了先機，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漢口的商業地位。
在今日漢陽琴臺大道上，有一座造型別致的博物館——張之洞與武漢博物館，它建在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的舊址上，京漢鐵路所用鐵軌，不少即產自漢陽鐵廠。在介紹張之洞督鄂期間修筑鐵路、創辦實業、興辦學校等種種舉措之后，展廳辟出一個寫意的空間，只見一束天光投下，投向一張椅子和一本打開的書。改革者有時是孤獨的，但改革者留下的遺產不會被遺忘。
風云激蕩
張之洞督鄂的一大成就是仿照西法編練新軍，不過他未能想到的是，這支湖北新軍的走向卻與他的期望完全相反。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起義軍迅速控制了武漢三鎮，成立湖北軍政府，此后各省陸續響應，脫離清廷的統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意義重大。
武漢作為“首義之城”，先輩在辛亥革命中表現出的敢為天下先的氣概，深深影響著后人，從而構成了這座城市的精神內核。
在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革命年代中，發生在武漢的一些事情，不僅具備“首次”的歷史意義，而且展現出一種遠超武漢而達于全國的力量。
武昌紅巷與都府堤，這里距武漢長江大橋只有一公里。漫步在這一帶，仿佛又回到了風云激蕩的1927年。
紅巷13號，這里是毛澤東主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講習所的使命，是要訓練能領導農村革命的人才。1927年春天，這里異常熱鬧，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接受毛澤東、李立三、惲代英、鄧演達等教員的指導。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雖然講習所只辦了一期，但此后隨中國革命的重心調整到農村后，講習所師生們在各自的位置上，為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從紅巷13號步行兩百米，就到了都府堤20號。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里舉行。半個月前，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腥風血雨之下，一些黨員意志不堅、黨性不純，或登報撇清關系，或投敵以求自保，甚至出賣組織，致使黨組織受到嚴重損害。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黨的五大決定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紀律檢查機關。回望革命的征程，我們不難體會到沒有嚴明的紀律，就沒有堅強的組織，也就沒有革命事業的勝利。
要追隨1927年黨在武漢的活動蹤跡，我們還要跨過長江，來到漢口的鄱陽路上。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鄱陽路139號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期只有短短一天，但卻具有歷史轉折性的意義，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毛澤東在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黨今后的任務是“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八七會議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鼓舞了士氣，指出了前進的正確方向，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十年之后的1937年，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二隊隊員冼星海來到了漢口，他在這里度過了幾乎一整年的時間。隨著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武漢一時成為抗戰中心，作為一位音樂工作者，冼星海自述“我愿意擔起音樂在抗戰中偉大的任務，希望著用洪亮的歌聲震動那被壓迫的民族，慰藉那負傷的英勇戰士，團結起那一切苦難的人們”。在此期間，他創作了大量救亡歌曲，其中一首《保衛大武漢》，有光未然作詞版、白魯作詞版，同時還有另外的詞曲作者版。《保衛大武漢》記錄了大時代的心跳聲：保衛保衛保衛啊，我們的血肉便是武漢的城墻！（冼星海作曲、白魯作詞版）
冼星海當年在漢口的住所靠近吉慶街。吉慶街是武漢極具市井生活氣息的一條街，武漢人有句話“過早戶部巷，宵夜吉慶街”，食客們不僅在這里能品嘗到種種漢味美食，吉慶街的街頭音樂表演一度是武漢的一道熱鬧風景。
佇立在吉慶街口，思緒翻飛，生活百轉千回，總會回歸到煙火味、喧囂聲，回歸到吉祥喜慶。（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