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澍是乾嘉時期著名經(jīng)學家、史學家和金石學家，嘉慶四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他曾向同鄉(xiāng)摯友、吏部考功司主事潘挹奎說：“自幼負志，恥為文人，思為吏，稍有樹立，冀附于古循良后耳。”在短暫的仕宦生涯中，張澍以古代循吏為榜樣，清慎持躬，政事甚修，深得百姓懷念。
張澍首仕之地是貴州玉屏縣。在他剛上任的那個月里，玉屏整日陰雨綿綿，遭遇水災，“潕江暴漲，驚濤濆薄，水不入闉者僅尺許”。張澍非常憂慮，常到郊外考察玉屏水患原因，想辦法治水以護城。在經(jīng)過充分的調(diào)查研究后，張澍召集縣內(nèi)士紳商議治患的辦法。他提出“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為塘，高一丈”，同時掘開河流土石堆積處，以擴充江身，增加江水容量。張澍的建議得到了一致贊同，百姓們以工代賑踴躍參加治患工程。
然而，兩個月后，玉屏又發(fā)生了旱災。張澍走出署衙，頂著烈日，深入鄉(xiāng)野考察旱情，只見堰塘干涸，河水枯淺，田如龜腹，不禁憂心如焚。在《巡稼詩》中，張澍痛心地寫道：“五日不雨，我麥如土。十日不雨，我禾如瘉。”他果斷組織百姓開展自救。老百姓利用水車、水桶、盆、碗、杯等工具，通過各種方式引水灌溉，終于得以保住那些已被曬得蔫蔫耷耷的禾苗，才使得玉屏沒有發(fā)生大災難。
嘉慶七年秋，張澍從玉屏縣調(diào)署至貴州遵義縣。他在《養(yǎng)素堂文集·紀治盜》中寫道：“（遵義）幅員遼闊，統(tǒng)轄十三里，每里十六甲，煙火輻輳，地勢險峻，其民桀驁詭譎，染楊酋之余習，而里甲多巨滑。值趁虛日，輒聯(lián)外來虣客摽掠錢貨，以為常。”這就是張澍對遵義的印象。在去遵義的路上，他心里已悄然謀劃如何治盜，使遵義百姓安定幸福地生活。
張澍任知縣的消息傳到遵義后，那些盜賊們一聽是在玉屏常思百姓疾苦、不畏上官的張澍來代署遵義知縣，便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lián)屄迂斘铮缓么诩依镉^望。到任后，張澍看到縣衙的捕快將盜賊逮捕后，常常“輒毀折肢體”，或者“飲以鹽鹵”，或者“矐其目”，懲處手段極其殘忍。這就使得盜賊認為官府的懲罰手段已經(jīng)用完，官員和衙役也認為所有懲治手段對盜賊不起一點作用，便不再繼續(xù)追捕，進而造成盜賊日益猖狂。
張澍經(jīng)過細心觀察和一番深思熟慮后，認為懲治盜賊“以虛不以實”，并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召集里甲開會，整頓違法不義者。會上，張澍“迅以素鴟義者斥之，選立愿愨嚴喻之”，并禁止里甲們平日里飲酒賭博。
二是對三類人“罪無赦”。張澍告誡里甲要組織力量“謹守堡寨”，對“有容留匪類者”“有警而不協(xié)力擒者”和“有被盜而匿不報者”三類人要定罪，且“罪無赦”。
三是實施里甲賠償政策。張澍認為盜賊常來偷盜百姓財物，主要是里甲沒有盡職盡責，應該要由里甲加倍賠償百姓的損失。
四是在“村鎮(zhèn)、關津、通衢、僻路，布令以威刑懼之”，張澍認為這樣的做法能對盜賊起到震懾作用。
五是加強對盜賊行跡的偵查。張澍不用慣常搜捕的方法而采用偵探的方法，“非不用捕也，蓋捕而疏，偵則密”。他又擔心衙役與盜賊串通一氣，則選擇衙役中較誠實、熟悉情況的衙役進行察視，這樣，耳目既廣，又不動聲色。在趕集的日子，縣衙的捕快們“微服往察之，伏壯士于側(cè)”，就近若有搶掠者，“即擒之，罔不獲。役有不用命及賄脫賊者，痛懲之，責令倍嘗”。
六是賞罰分明，對盡心竭力奮勇捕賊的衙役進行重賞。
這些措施實施后，不出數(shù)月，“其渠賊吳賴頭、賽曹操、把地王等，已次就擒”，一些小毛賊整日也是誠惶誠恐，遂逃散到鄰近的桐梓、正安、綏陽等縣。遵義縣城又恢復了往日的治平局面，百姓安居樂業(yè)。
道光八年春，張澍任江西建昌府瀘溪縣令。彼時恰逢江西大旱，各州縣中瀘溪受災最為嚴重。秋收后，為減輕對百姓征收的漕米，張澍趕赴南昌，與總督商量希望能減少百姓的賦稅。到南昌后，張澍每天奔走于總督府及各衙門。直到次年農(nóng)歷二月，張澍才從南昌返回瀘溪，但未能為老百姓減少賦稅，心中整日郁郁寡歡。不久，張澍以疾告歸，結(jié)束了仕宦生涯。（柴多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