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根據地作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除要面對日本侵略者的襲擾、封鎖等非常嚴峻的戰爭形勢外，還因交通不便、土地貧瘠、文化教育不發達、醫療衛生條件落后等原因而遭受各種嚴重的疾疫侵擾。資料顯示，晉察冀邊區疾疫流行最廣泛、最兇猛者為瘧疾、回歸熱、痢疾、疥瘡、腸炎、流感等。從1938年起，晉察冀邊區部分縣、區每年都有瘧疾和痢疾的暴發和流行。1940年秋至1941年，唐縣六個區、靈壽兩個區、阜平四個區流感、痢疾、瘧疾、回歸熱、傷寒等各種疫病發病人數達111178人，占當地總人數的77.3％。1941年春，興縣寨上村發生傷寒流行，發病420余人，病死70人，發病數占全村人數的16％。疾疫流行造成根據地勞動力的減少和生產力的普遍下降。據1943年10月14日華北軍區衛生部醫療隊報告，靈邱縣五區乞回寺村因疾疫長期流行，健康人口僅有4.1％，病人中瘧疾占67.7％，回歸熱占7.5％，感冒占6％，致使當地勞動力匱乏，農業生產及家庭副業等陷入停頓狀態，并且直接影響到根據地部隊的戰斗力。
基于根據地嚴重的疾疫流行狀況，從抗戰初期開始，晉察冀邊區政府領導廣大衛生工作人員從“一切為了傷病員”“一切為了戰爭勝利”的目的出發，積極開展各種衛生防疫工作。
建立各級衛生組織。早在1937年11月晉察冀軍區成立時，中央軍委即下令成立了晉察冀軍區衛生部，下設醫務、材料、管理三個科，主要負責組建后方醫院和各級衛生機構、培訓初級衛生人員和籌備藥品藥材等。1938年1月，各軍分區也先后成立衛生部。而在根據地的各個地方，衛生工作最初是由晉察冀軍區直接派出干部幫助培訓一批基層衛生人員，組建各縣衛生院和機關衛生所。一旦發生傳染病流行，軍區或軍分區派出醫療隊（組）前往防治，當地醫療機構和鄉村醫生密切配合。到1944年初，邊區各地逐漸建立各級衛生行政機構，配備衛生專業人員，并由部隊協助培訓。根據地衛生工作的方向方針逐步明確，即以預防工作為主，治療次之，以積極的預防代替只偏重治療等，同時開展縣級和村級衛生干部的訓練工作。截至當年10月，僅冀西、晉東北、雁北、平西的7個專區共培訓醫生及其他衛生人員1120名，配設專區和縣衛生指導員72人、區不脫產衛生協助員228名、村衛生員5010名。
頒布衛生防疫法規。為使根據地衛生防疫工作有章可循，軍委總衛生部于1937年頒發了《暫行衛生法規》，對營舍衛生、個人衛生、營養衛生、疾病管理、戰地救護等做出了詳細規定，并明確提出衛生紀律八條：不亂解大小便，不隨地吐痰，不破壞公共衛生；不任意傾倒垃圾污物；室內要清潔整齊；室外要保持一百米以內清潔；個人每日要按時洗面、洗手、刷牙、漱口；要定時洗衣、理發、洗澡、剪指甲；不到廚房擾亂炊事妨害食品衛生；不喝涼水，不亂吃零食。1939年5月，軍委總衛生部又發布《衛生部門暫行工作條例》，對各級衛生組織、衛生工作進行部署。1941年5月，中央軍委發布對當前衛生工作的指示。遵照軍委總衛生部《暫行衛生法規》等，1938年9月中旬，晉察冀邊區在山西省五臺縣耿鎮河北村召開第一次全區衛生工作（擴大）會議，確定以眼病、白喉、皸裂、凍傷和呼吸道疾病為預防重點，并對部隊個人衛生、公共衛生和防病宣傳教育提出了具體要求。1939年到1942年間，晉察冀邊區逐步制定各種統一的衛生制度，其中個人衛生規定包括洗臉、刷牙、剪指甲、理發、燙腳、洗澡、洗衣服、曬被子等；公共衛生方面有開展大掃除、大檢查、廚房和廁所的清整等制度。到1942年1月，晉察冀根據地已經建立了包括報告制度、會議制度、會診制度、服藥制度等較為完整的衛生行政制度，以及較為嚴格的各季衛生條規、條令等，有力保障了根據地衛生防病工作的開展。
開展基本衛生常識宣傳和教育。針對晉察冀根據地廣大農村和山區經濟文化落后，保守、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并存的現狀，廣大衛生工作人員根據不同環境氣候條件，按季節制訂各種衛生宣傳教育計劃，編印各種衛生教材，采用不同形式（講課、講演、出黑板報、出畫報等）進行宣傳教育。如在預防傳染病中，宣講環境衛生、飲食衛生與傳染病的關系，按季節推行清潔掃除、種牛痘和預防天花等，使廣大群眾逐漸了解預防勝于治療的道理。根據地還出版和發行各種衛生類報刊予以配合，軍區政治部主辦的《抗敵報》在1941年3月至6月刊登了《消滅春疫預防春瘟》《排除困難推進衛生運動》《廣泛開展防疫工作》《衛生常識——傷寒》等文章，介紹了大量的衛生知識和典型經驗。軍區衛生部還于1942年8月創辦了綜合性醫學刊物《衛生建設》雜志，發表各種衛生法規、衛生管理細則、衛生宣傳和教育等材料數百篇，其中衛生防病、防毒等方面的文章約占三分之一，對推動根據地的衛生防病工作，起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實施各種衛生防疫辦法。晉察冀根據地各級衛生部門還采取多種辦法阻止疾疫的進一步傳染與蔓延。一是組建各種醫療組和衛生防疫隊（組），前往疫區進行各種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如1943—1945年間，晉察冀軍區曾組織部分醫藥衛生人員，先后在阜平、易縣、行唐等地開設“新華藥房”，為當地群眾防治疾病、培訓農村衛生員、建立基層防病機構，深受群眾歡迎。整個抗戰時期晉察冀根據地共組織了40個醫療隊（組），經治病人23萬余名，有效地制止了疾疫蔓延。二是創辦藥廠，加緊各種防疫藥品和藥材等的生產和投入使用。1939年7月，晉察冀軍區衛生部即在河北省行唐縣花盆村組建了衛生材料廠，主要任務是采集常山、葛根等草藥，曬干備用。1942年10月以后該廠并入伯華制藥廠。僅據伯華制藥廠八年抗戰期間的不完全統計，該廠共生產藥材約48．5萬磅，注射液170．9萬支，膏劑68．1萬帖，其藥品的70％均為自制品。晉察冀邊區軍民還廣泛采用一些有效的土方和療法，如用豬牙草煎湯以作利尿藥，酸棗湯代替清涼劑，對腸炎、下痢則采用燒磚燒瓦暖腹部等辦法，以克服藥品之不足。三是組織中醫下鄉為群眾治病。1941年6月，晉察冀軍區衛生部副部長杜伯華發表文章，提出中醫有豐富的經驗，能治好許多西醫無法治療的疾病；必須克服輕視中醫的思想，中西醫應有同等地位等。抗戰期間根據地黨和政府積極動員中醫力量，大量自采自制中草藥，征集民間藥方，有力支援了根據地地方衛生防疫工作。
開展廣泛的群眾性衛生運動。1939年夏季，邊區連日暴雨，冀中許多河流決堤，加上日寇侵襲，導致一些地方疫病大流行。9月30日，晉察冀軍區發出冀字第九號訓令，軍區黨報《抗敵三日刊》發表《向疾病現象作斗爭》，要求全區部隊廣泛開展衛生運動，以最大力量來堅決同疾病現象作斗爭，徹底消滅病源。1941年2月，《抗敵三日刊》又發表《開展衛生運動》，號召邊區軍民用一切努力開展衛生運動，戰勝病菌之侵襲。1942年1月，晉察冀邊區衛生部代理部長游勝華在邊區衛生會議報告中，也要求發動全邊區人民衛生運動，保障邊區人民的健康。在晉察冀根據地黨和政府的大力動員下，各地掀起了廣泛的群眾性衛生運動。1944年太行區行唐縣開展除害蟲、害鳥、害獸運動，當地居民牛國材一人即捕殺老鼠730只。
這一時期，雖然因日寇頻繁掃蕩、災荒和其他因素影響，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還未形成完整的防疫體系，但根據地積極的衛生防疫舉措有力保障了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鞏固了根據地的社會穩定。據1942年和1944年晉察冀根據地葛公村、柏崖村等的健康調查顯示，經過幾年努力，人民生活和醫療衛生條件得以改善，健康人口大幅增加。同時，根據地衛生防疫工作還轉變了民眾的衛生觀念，增進了民眾對邊區政府和軍隊的政治認同。（作者：李洪河，系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