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0年，張養浩生于濟南。他自小熟讀儒家經典，將修齊治平作為畢生追求。公元1292年，張養浩前往京師，出任禮部令史，后為堂邑縣令。
堂邑縣在元代屬中書省東昌路，也就是今天的山東聊城。他在《初拜堂邑縣尹》一詩中，清晰地表達了出任堂邑縣令的抱負和愿景。張養浩還讓人在縣衙門口掛上了一塊匾額，上題“四知堂”三個大字，成為日后為官箴言。堂邑縣短短三年的基層生涯，讓他體會到一個地方官員應該具有怎樣的品質，寫下了一生中最為重要的著作《三事忠告》的第一部——《牧民忠告》。
《牧民忠告》開篇便提出：從一名士子成為地方長官，應以怎樣的心態來看待？“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儋人爵而曠其事，己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在他看來，領了國家的俸祿就應該好好為國家做事，不勞而獲、尸位素餐，既愧對良心，也對不住公道、對不起一方百姓。
在“戒貪”這一條中，他又寫道：“普天率土，生人無窮也。然受國寵靈，而為民司牧者，能幾何人？”道理講得樸素而實在：一旦犯罪，上則辜負國家恩寵，中則讓親人蒙受恥辱，下則給鄉鄰帶來災禍。所以，與其在敗露時悲戚，不如在平時就嚴于律己。
堂邑縣任期結束之后，張養浩調任御史臺監察御史，行使監督百官之責。此時朝廷上下腐敗盛行，他性格耿直，看透了蒙元的腐敗根源，認為只有從制度上入手，才能懲治頑疾。《三事忠告》中的第二部《風憲忠告》就在他的御史任上完成寫作。
《風憲忠告》，是針對監察官員的。張養浩把自律放在了第一位，提出一個“嚴”字：“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于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于有官守者焉。”他還對監察官提出了人品標準：“臨難”“全節”。所謂臨難，就是面對危難時要肩負使命，時刻準備對各種官員犯顏直諫，甚至要有隨時獻身的準備。而正因這個工作的風險太大，監察官員尤其需要有堅定的信仰和氣節。
武宗即位后，封賞了大量官員，出現了諸多貪污腐敗現象。身為監察御史的張養浩三次進諫勸阻，均沒有效果。于是他寫下了《上萬言書》，歷數時政“十害”：賞賜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輕、臺綱太弱、土木太盛、號令太浮、幸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太橫、取相之術太寬。
仁宗即位后，張養浩任左司都事，翰林直學士，三年后升至中書省參知政事。在張養浩等官員的竭力推動下，停辦四十多年的科舉重新恢復，給岌岌可危的元朝注入了新的活力。元朝中期出現了被稱為“延祐之治”的短暫盛世。張養浩決心把自己在中央為官的經驗總結下來，這就是《三事忠告》的最后一部——《廟堂忠告》。他試圖幫助官員明確做官的目的，不要在高官顯爵中迷失自我。
《元史·文宗本紀》記載：“陜西自泰定二年至是歲不雨，大饑，民相食”。天災來臨，張養浩受命直奔長安。他目睹了民間疾苦場景，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賑災的日子里，張養浩向朝廷申請救災資金，緊急分發救災糧，同時對懈怠、舞弊的官員嚴加懲治，令災情大為緩解。白天救濟災民、晚上挑燈辦公，他不敢有絲毫懈怠，最終在任上去世。（張國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