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中旬，外國記者愛潑斯坦、福爾曼、武道等前往晉綏解放區考察和采訪。（左起）愛潑斯坦、武道、福爾曼在晉西北
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自從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以后，便實行嚴厲的宣傳封鎖政策，把各黨各派各階層的政治聲音壓制到最低點，對共產黨進行了歪曲的宣傳及宣傳的限制，以期造成一黨獨尊、一己獨大的局面。
就對共產黨的歪曲宣傳而言，國民黨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在國民黨當局的眼里，共產黨及其領導之下的人民武裝力量就是“賄賂”“侵吞公款”“焚燒”“奸淫”“殺戮”“賣淫”“吸毒”“高利貸”“赤匪”“共產共妻”等的代名詞。當時，有人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全世界人民都對“紅色中國的情況”充滿著神秘感。可以想象出來，在國民黨這樣大肆歪曲宣傳的情況之下，對于紅色中國的狀況，不用說西方人知之甚少，就連很多中國人恐怕也知之不多。
1945年4月，毛澤東在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之時，針對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以及外界并不了解這一問題的實際情況所造成的種種誤解，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對此問題的基本觀點與政策。他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外，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里的許多人對于解放區幾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國民黨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團回去之后，立即將大門堵上，不許一個新聞記者再來解放區。對于國民黨區域的真相，國民黨政府也是同樣地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將‘兩個區域’的真相盡可能使人們弄清楚。”
針對國民黨的歪曲宣傳及宣傳限制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迫于戰爭環境的殘酷以及開創立身之本的革命根據地的迫切需要，雖然也認識到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歪曲宣傳和宣傳限制問題，但并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面對“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的狀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必須采取有效的辦法，以挽救黨在國統區、在國外由于國民黨的歪曲宣傳及宣傳限制所造成的諸多不良影響。
毛澤東曾形象地稱知識分子的一支筆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時期，黨充分利用《新華日報》這樣的宣傳平臺，一方面不斷加大對黨的宣言、黨的決議案、黨的告民眾書以及八路軍、新四軍開展抗日戰爭所取得的戰績的宣傳力度，并將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成就、陜甘寧邊區和晉察冀邊區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軍政大學與陜北公學等學校教育的進步事跡等在該報盡量發表，另一方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與行徑、英美等國實行的“東方慕尼黑”陰謀以及國民黨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國統區青年運動壟斷的不公、抗戰書報禁止之無謂、救亡團體封閉之失策和國民黨政府與軍隊內幕之黑暗、軍隊中下級軍官槍斃壯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殺抗日分子等盡情予以揭露。這對讀者辨別是非，判斷國民黨、共產黨孰好孰壞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除此之外，《新華日報》還針對國民黨的宣傳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種行之有效的斗爭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種增強宣傳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復宣傳，加深讀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權威”，以求“客觀”效果；與其它報紙配合；巧設修辭，另一方面則想出種種對付檢查的辦法，包括推遲送檢、暴檢（包括留白、開天窗、直接刊登啟事）、不遵檢、不送檢、暗度陳倉、制造新聞檢查機關間的矛盾等。
改變對美英等西方國家記者的態度
抗日戰爭爆發前夕，黨已經認識到打破國民黨對共產黨新聞封鎖和歪曲宣傳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黨認為，在國民黨對共產黨新聞封鎖和歪曲宣傳的背景之下，中國共產黨要想樹立起自己正面的國際形象，就必須盡快物色一些有正義感、可以信賴的外國人來到邊區進行采訪和報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各項政策通過這樣的外國記者的努力宣告于世。
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之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天通過上海地下黨準備找到這樣一位理想的外國人。最后經過宋慶齡的努力和協調，選定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為最佳人選。埃德加·斯諾于1936年7月到達陜北保安和陜甘寧邊區。在這里，他進行了為期4個月的訪問，不僅對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性質、宗旨、奮斗目標等進行了深入的了解，也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軍隊將領等的個人經歷及在黨內的地位與作用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考察，更與陜甘寧邊區的普通民眾進行了密切的接觸。采訪結束以后，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原名《西行漫記》），一開篇就指出：“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第一次將中國共產黨和紅色政權的真相介紹給全世界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活動的人們。
正當人們對中國共產黨有所了解和有所感悟之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埃德加·斯諾于1939年10月21日在英國《每日先驅報》上發表了他與毛澤東的談話。共產國際主要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看到后，直接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詢問此事，并提醒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今后最好“不要再向外國記者發表”類似這樣的談話。因為一些西方記者往往會利用這樣的談話內容對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進行肆意的歪曲或者挑釁。他還指示中共中央對于這樣的挑釁必須予以揭露和批判。中國共產黨在一段時間之內，采取了對英美等西方國家記者比較冷淡甚至敵視的態度。
到了1940年，黨根據世界各大國關系變動的新特點，明確提出了“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的對外政策。根據這項政策，中共中央在1940年12月25日發出的內部指示中提出，對接洽來訪的英美記者應該采取比較歡迎與熱忱招待的態度對待之，不要再像以前那樣采取比較冷淡的或者不合理的態度。正是在對美英等西方國家記者態度改變的前提之下，中共南方局積極開展了與英美記者的聯絡工作。正是在英美記者的積極參與和熱情幫助之下，國民黨對于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的新聞封鎖才終于被沖破。當這一事件的真相公之于國際社會的時候，立即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強烈關注和對國民黨政府的抨擊。特別是有關的國際輿論引起了美國朝野的關注和議論，并終于導致美國政府的直接干預。美國政府的這種態度，對于蔣介石正在推行的反共內戰政策是一個比較大的打擊。可以說，它是促使國民黨當局暫時放棄反共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4年，在經過幾番力爭后，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終于成行，對延安和晉綏根據地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采訪。訪問歸來后，美聯社記者岡瑟·斯坦因撰文說：“在封鎖線后面我發現了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來，在重慶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吃驚的擦拭著自己的眼睛。”“從我所見到的一切證據來看，我的結論是：延安所說的中共領導的戰績，比我在重慶和西安所聽到的國民黨的戰績可靠得多。”美國合眾社記者哈里森·福爾曼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們：八路軍不打仗，現在我們親眼看到八路軍是作戰的；過去有人同我們講八路軍沒有傷兵，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是有傷兵的；過去有人給我們講八路軍沒有捉住俘虜，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捉住了俘虜；在過去有人給我們講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軍，現在我們看到了人民是愛護八路軍、擁護八路軍的。”
采取主動與英美國家接觸與交往的政策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黨的對外交往的重點基本上都放在了與蘇聯的關系上，與英美等西方國家大體上只是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在這樣的關系之下，英美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情況的了解只能從國民黨及其政府與軍隊等方面獲知，再加上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有意回避或者歪曲宣傳，這樣就十分容易造成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偏頗之見。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黨適時改變了這一外交政策，采取主動與英美國家接觸與交往的政策，以此改變之前已經形成的被動局面。
基于這樣的考慮，黨于1941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及華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這樣的要求——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必須對英美等西方國家實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政策。正是在這一新的對外政策的指導之下，“中共駐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在對美統戰方面的工作迅速活躍起來”。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各種人員不僅利用各種場合有意接近美國駐華軍政人員和新聞記者，而且還力爭與這些駐華軍政人員和新聞記者建立密切的關系。黨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方法，促使美國駐華軍政人員和新聞記者既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夠依靠駐華軍政人員和新聞記者的作用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
1944年，黨利用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機會，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果做了大量的宣傳和介紹，以澄清“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與封鎖政策”。經過我方的宣傳和解釋，觀察組逐步改變了對中國抗戰的整體印象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謝偉思在其報告中多次提出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見，建議“有理由把美國的軍事援助擴大給予中國共產黨軍隊”。
主動向外界揭露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和新聞封鎖政策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當局制造了多起反共摩擦事件，但在向外公布事件的來龍去脈或者發生原因之時，卻把責任推到了共產黨的身上。對于國民黨當局這種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的做法，黨認為必須予以重視和糾正。
1943年7月9日，毛澤東在會見蘇聯塔斯社駐延安記者的時候，特別希望蘇聯記者不僅能夠將他們在陜甘寧邊區或者其它革命根據地里面的所見所聞報道出去，而且更能夠將當時國共兩黨之間所處的緊張關系迅速向蘇聯與前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予以報告。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根據得到的有關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延安的確切消息，立即指示中共重慶辦事處，要求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以最快的速度讓英美方面盡量知道這一消息。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通知重慶辦事處，為了防止國民黨突然進行新聞封鎖，要想盡一切辦法把有關國共兩黨關系惡化的資料立即通報給英美使館。重慶辦事處的中共代表據此立即展開行動，一方面迅速加強對外的宣傳與聯絡工作，另一方面又通過各種途徑大造輿論以使美英等駐華使館知曉這一問題及其嚴重程度。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進行的種種努力之下，這一時期美英駐華使館和駐華美軍司令部才從中共方面了解到了有關國共危機和中國共產黨立場的全部情況，并將這些情況報告給了它們的政府。
中國共產黨卓有成效的新聞輿論工作，迅速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有一次，在國民黨中宣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各國記者紛紛質問張道藩有關國民黨制造內戰危機的情況。張道藩盡管當場矢口否認，但事后不得不承認，“包圍邊區事，已鬧得中外皆知”。7月20日，美國著名評論家漢森在《紐約時報》發表中國問題專論，批評國民黨政府對日消極作戰，認為國民黨政府發表的戰報不可信，只是為了騙取美英更多的軍事援助。漢森的文章在國民黨政府之中引起了“極大的騷動”。8月11日，蘇聯《戰爭與工人階級》雜志發表塔斯社著名記者羅果夫的題為《對于中國政府的批評》的文章。該文對于國民黨中頑固派不斷制造出來的各種沖突與事變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與譴責，其影響曾經轟動一時。對此，國民黨中宣部亦承認，羅果夫對國民黨的指責“一時頗動國際視聽”。（作者張俊國，為河南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