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消滅剝削、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作為始終不變的追求和使命。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以徹底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貧困問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國情提出了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的一系列具體措施，不斷推進扶貧脫貧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指出：“現今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是由已經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制度造成的”，要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就必須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民的貧窮問題，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團結帶領全國人民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極其貧窮落后的社會發展狀況，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從改造舊的生產關系即經濟基礎入手徹底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領導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同志指出：“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他認為，建立在封建經濟基礎之上的小農經濟因為不能形成規模化生產，因此不可能使中國徹底擺脫貧困，只有建立合作社才是使人民群眾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1955年7月，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他指出：“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在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要在幾年內“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余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在新中國極端貧窮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引導廣大農民通過互助合作方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無疑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貧困問題的重要探索。同時，我們黨帶領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成果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奠定了堅實的物質、理論和制度基礎。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總體經濟發展水平仍處在較低水平。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于貧困狀態”。按照中國政府確定的貧困標準，1978年，農村貧困人口為2．5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0．7％。這種嚴峻的貧困現實以及人民群眾迫切要求盡快擺脫貧困、走向富裕之路的愿望，要求我們黨和政府必須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盡快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只能靠社會主義”，“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在擺脫貧窮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1986年開始，我國開始實施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199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對扶貧開發做出了宏觀規劃和設計。1997年9月，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強調“國家從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大扶貧攻堅力度，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進入21世紀后，我國扶貧開發的戰略重點開始從解決溫飽為主轉入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的階段。200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大再次強調要“提高扶貧開發水平”，“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扶持力度”。2007年10月，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使“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多萬減少到兩千多萬”，明確提出“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等民生建設目標任務，使扶貧攻堅任務繼續向縱深發展。201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明確要求把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作為主戰場，把穩定解決扶貧對象溫飽、盡快實現脫貧致富作為首要任務，實行扶貧開發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銜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局出發，把扶貧開發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扶貧開發，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黨的十九大后，黨中央把打好脫貧攻堅戰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脫貧攻堅作出新部署，強調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把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視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我們黨的重要使命，指出：“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從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黨的初心使命出發，把扶貧開發工作的戰略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概念。2013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對精準扶貧戰略和相關政策體系進行了頂層設計。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正式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扶貧開發的基本方略，并開始全面打響脫貧攻堅這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重大戰役。2017年10月，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戰略任務，強調“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
2020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在脫貧攻堅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脫貧攻堅工作艱苦卓絕，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響，各項工作任務更重、要求更高，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心、頑強奮斗，以更大決心、更強力度推進脫貧攻堅，堅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堅決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堅決完成這項對中華民族、對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可以說，今年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我國將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全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作者：韓振峰，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