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東坡傳》中，林語堂一口氣用“無可救藥的樂天派”“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百姓的朋友”等十八種類型嘗試描述東坡的特性。東坡一生宦跡漂浮，在許多地方留下了足跡，而今也成為了其所在城市的一筆豐厚文化遺產。揚州有著兩千五百多年歷史，更是唐宋時期一大繁華都市，東坡與揚州也有一段異于別處的深情。
猶思報國之萬一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東坡以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即來揚州擔任地方長官。
此任揚州，是他“擇地而來”，又得朝廷恩準，心中不免歡喜。其時二月陽春，麥禾青青，鄉間父老卻憂色忡忡。細問緣由，方知豐年要繳納歷年“積欠”，胥隸上門，威逼恐嚇，甚至枷棒在身，反不如兇年縮衣節食仍可安生。“使君憂民如己饑”，聯系青苗法實施以來的種種弊端，在此前數次上書未果的情況下，東坡先是在給朝廷的《謝到任表》中坦陳“積欠十年，豐兇皆病”，再是仔細查勘，“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欠青苗錢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并指出“積欠”于朝廷軍費并無大礙，后來更是連上兩書，指出“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闡述一次比一次深刻。在他的強烈堅持下，朝廷降詔，停繳積欠一年，包括揚州在內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西路等久困之民，始可安生。
東坡來揚州時，揚州正按慣例，籌辦一年一度以芍藥為主的“萬花會”，主辦者不是外人，而是現任通判——向他執弟子之禮的晁補之。知道蘇軾出任揚州太守，晁補之喜不自禁，賦長詩相迎：“瓊花芍藥豈易逢，如淮之酒良不空。一酹孤鴻煙雨曲，平山堂上快哉風。”揚州芍藥天下冠，文人美酒，賞花樓臺，晁補之本以為深得師意，不料遭到老師一盆冷水，“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奸，民大病之”，當即被叫停。東坡當然理解學生美意，也知這是前任舊例，更知自己這樣潑了一盆冷水，實在是大煞風景，但在他眼里，這是勞民傷財之舉。為此，東坡還寫了一篇短文，甚至以自己推崇為本朝書法第一的蔡襄制作“小龍團”貢茶遭到富弼反對為例，告誡世人，切勿以一笑之樂為窮民之害。萬花會由此廢止。
知揚期間，東坡還上書請求改進漕法規定。漕運關乎國運，他調研發現，當時漕運成本高而效率極低，總量只有以前四分之三，折損率卻從以前約1%增加到約7%，引發的社會問題更為嚴重，相關船工等“衣糧罄余折會，船車盡于折賣，質妻鬻子，饑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原因則在于一些漕官強行停船，以檢查收稅為名中飽私囊，一些船工為了生計，不得已偷盜船上官物，乃至毀船棄船而去。他由此提出，一方面要嚴格制度，不得隨意上船檢查，杜絕中飽私囊的行為；另一方面，允許船工附載一定數量私貨，按實納稅，這樣既解決了船工的實際困難，降低了盜竊發生，也提高了漕運效率，同時又加大了商品流通，可謂一舉多得。
平山堂中憶恩師
蘇東坡任揚州太守，只有半年多。東坡與揚州的交集，卻遠不止這半年多。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據清人考證，東坡36歲赴任杭州通判；40歲由杭州赴任密州知州；44歲由徐州赴任湖州知州；45歲由湖州被押至御史臺；49歲由楚州至泗州；50歲由南京赴常州，同年再從常州赴任登州知州；55歲由汴梁赴任杭州知州；56歲由杭州返汴京；57歲從潁州赴任揚州知州，都經過了揚州。其中尚不包括他31歲時扶父親靈柩回蜀，以及59歲時被貶嶺南途經揚州……如果把北宋時揚州轄區內州縣等全部算上，更不止上述往來。其原因，與其說揚州是當時南北交通重要樞紐，不如說揚州師友眾多，是他的心安之地。
東坡恩師歐陽修曾任揚州太守一年，在任時，歐陽修不僅修建了平山堂，更在勸農、御水、治獄等事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績。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評述，“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為立生祠”，其中“揚”即揚州。
東坡對恩師感念至深，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二月，東坡第三次經過平山堂，深情寫下了一闕《西江月》：“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在任半年，東坡多次去過平山堂，他甚至在平山堂后建了個谷林堂。站在平山堂上，遠眺滾滾長江，老師教誨如在眼前。他繼承了老師的道德文章，他的揚州仁政是對歐陽文忠公最好的懷念。
除了恩師，揚州還有其畢生的友人孫覺，蘇軾曾數次到高郵見孫覺。揚州有他最得意的門生秦觀，他反復鼓勵秦觀，并多次向王安石等人舉薦秦觀，稱其“維揚勝士”，高郵“文游臺”前身相傳即是他與孫覺、王鞏、秦觀在東岳廟后土山上會聚的一個普通屋子。揚州還有其好友杜介，在他被押往御史臺途經揚州時，當時揚州知州鮮于侁竟想登上押解欽犯的官船去看望他，而東坡在平山堂下看到杜介家中“紙窗竹屋依然”，羨慕不已。在揚州，他與偉大的科學家也擔任過揚州知州的蘇頌相晤，還至少兩次與大書法家米芾相遇，賞石題硯，論書評畫。
揚州還有柳外殘陽，香莼紫蟹，蜀岡新茶……
揚州醉了東坡。
此心安處是吾鄉
不僅揚州，東坡所過之地，無不留下珠玉串串，或是竭盡全力的事功，或是志氣相投的交游，或者隨筆題寫的詩文……
東坡兩任杭州，在杭州長達五六年。他發溝易甃、修復水井，他迎難而上、巧妙構思疏浚西湖，他還收集藥方、主動捐金組建醫院……而今杭州以東坡命名的路、橋、巷、坊觸目即是，杭州簡直成了他第二故鄉。
東坡任山東登州知府僅五天，總共停留二十多天，給登州留下了《蓬萊閣記所見》等詩文二十一篇，其中他為廢除當地榷鹽制度的上書，既讓鹽民賣得了鹽，也使百姓買得起鹽，同時官收鹽稅利益不受損害。登州即今天的蓬萊，今天這里還流傳著“五日知登州，千年蘇公祠”的美談。
東坡來到當時蠻荒之地的儋州，為改變當地以巫為醫、以牛為藥的舊俗，親自到鄉野采藥，并考訂藥草種類，撰寫醫學筆記；為促使當地重視農業生產，他寫下了《勸農詩》；為改變當地文化教育落后的情形，他講學不止，培養出海南第一位舉人姜唐佐；為感謝因他而被罷官的海南昌化軍使張中，他接連寫下三首詩致謝送別。“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完全把自己看成了海南人。
東坡對所經之地，全然未有陌生、冷漠的心態，即便他只是因為遭貶而去到那里。在他心中，家國原本一體，只要心安即可。不論何地，他總是積極地去接觸、用心地去交流。
處于人生的低谷時，他曾向好友李公擇坦陳，“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兄雖懷坎壈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正是“道理”“忠義”，正是“忘軀為之”，他才得以“心安”。在揚州，亦如他處，他順勢而來，勉力而去，他兌現了他的承諾，“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行盡九州四海，心安之境皆然。（趙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