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代文學家韓愈，人們并不陌生。“天街小雨潤如酥”的自然逸趣，“業精于勤荒于嬉”的諄諄勸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道精神，“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人生慨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揶揄諷刺，都出自他的杰作。近千年前，大文豪蘇東坡就曾熱情地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韓愈用如椽之筆振起了八代以來的衰敝文風，堅定地維護儒家思想地位，振起世人的精神力量；他忠言直諫，不惜觸怒一國之君，他勇毅果敢，折服了犯上作亂的藩鎮統帥。后人評價韓愈具有“立德、立功、立言”至高境界，韓愈的各方面成就與他深厚的家國情懷和豐富的人生際遇密切相關。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身處內憂外患的中唐之世，幼年喪父的韓愈顛沛流離，跟隨兄嫂從中原到了嶺南。少年時代雖然辛苦遍嘗，卻也開闊了視野，堅定了意志。他發奮攻讀諸子百家，對儒家經典產生了濃厚興趣，并立志發揚古代圣賢的道德精神。然而，在那個佛、道二教昌盛、功利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堅守著“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信念的韓愈，顯得有些不合時宜。20歲那年，韓愈來到長安城參加科舉考試，面對著長安城的繁華錦繡，理想與現實發生了激烈碰撞。他在《復志賦》中感嘆道：“惟名利之都府兮，羌眾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生活在這個競相追名逐利、人心變化莫測的都城里，韓愈產生了本能的疏離與拒斥，然而又不得不面對現實的一切，勉力求仕立身。韓愈這一時期的作品，除了他不得已寫給達官貴人的自薦文章，還有一首留給自己的詩——不飾比興、直面心靈的《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遺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在高軒駿馬、崇樓杰閣之外，是孑然一身的青年韓愈。他的“出門無所之”，與其說是建筑空間和人際關系上的無所依憑，不如說是心靈的無處安頓。然而，他清醒地認識到，“與世實參差”的理想信念固不可違，一味崇尚“幽獨”、避世亦不可取。于是，韓愈篤志“開卷”，追仰圣賢，澡身浴德；同時滿懷自信地“出門”——打開心靈的門窗，腳踏實地，注目當下，在一條尚未通達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前行。從“與世實參差”的茫然與無奈，到“且于此中息”的從容與篤定，這樸拙詩句中蘊含著的真醇與弘毅，或許能給千載之下常感疲憊和焦慮的人們帶來一些“若相期”的慰藉吧。
當“出門各有道”的讀書人漸染于宦游旅塵，有的仕宦顯耀、趨競黨伐，有的明哲保身、諾諾充位，有的一蹶不振、郁郁終生，而韓愈始終不忘初心，堅守著獨立的人格，砥礪著弘通的品性，心系著家國天下。披讀韓愈詩文，《原道》《師說》《論佛骨表》是賡續中華文化傳統、針對現實補偏救弊的千古宏論，《平淮西碑》《元和圣德詩》《征蜀聯句》是對唐代中興的熱情贊揚，《伯夷頌》《子產不毀鄉校頌》《太學生何蕃傳》是對古今賢士的追摹稱頌，《諱辯》《苦寒》《歸彭城》是對現實社會丑惡虛偽的諷刺批判，《五箴》《秋懷詩十一首》《琴操十首》是困頓仕途之際的自警自期。可以說，這類篇章都充分展現了韓愈的思想境界、家國情懷和藝術造詣，有著跨越古今的永恒魅力和文化價值。
除了這些宏大的主題之外，韓愈還留下了不少與友朋交游唱酬之作，徜徉于審美人生，別有一番意趣。如著名的《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雨后的長安，輕陰褪散，樓臺熠熠于朗照之下，花樹搖影于澄泓之中，這一幅盎然春色，直教人襟抱頓開。韓愈暫時擱置了煩冗公務，與友人張籍一道加入曲江春游的人群，恣意觀覽之際，忽然想起另一位友人未至。于是，在前三句寫盡流麗春景之后，結入口語化的問詢，意謂能有什么繁忙的事，讓你拋舍這美好春光呢？親切關懷間，頗帶惋惜之意。同時，韓愈借問友人之“忙”，也襯出了自己的寬閑心境，為小詩增添了幾分意趣。
這位“不肯來”的友人，就是唐代的另一位大文豪白居易。白居易見到韓愈的贈詩后，隨即和作一首：“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行便當游。何必更隨鞍馬隊，沖泥踏雨曲江頭。”原來白居易也不愿辜負這春色，只不過不想去“沖泥踏雨”罷了，他的小園紅櫻上的春意閑情絲毫不輸曲江花樹呢。一樣的閑情，群游得之，獨處亦得。這便是唐代文人與自然相通、與性靈相契的審美生活。
到了第二年早春，韓愈偶然的一次獨處靜觀，成就了另一佳作，那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所謂的“天街”，在長安城的中軸線上，因直通宮城的承天門而得名。承天門以外的皇城，是唐王朝中央機構所在地。此時的韓愈，正處于一生仕宦的巔峰，官居吏部侍郎，其官署就在天街以東。從第二首的“官忙”和“憑君先到江頭看”可以看出，韓愈比去年曲江春游時更加忙碌了，他只好先請張籍去曲江看看春意幾許，而自己只能利用處理事務的間歇，在衙署周圍吟詠春景了。即便如此，早春時節最動人心弦的一幕仍被韓愈捕捉到了：在酥油一般溫潤的細雨中，遠觀近取，草色依稀，似有還無。在韓愈看來，這不但是早春勝境，而且是一年到頭最好的春光。相比而言，春日皇都里的濃煙密柳、繁花錦繡，本是無人不賞、無人不愛的盛景，韓愈去歲不還稱贊過“曲江水滿花千樹”的華美嗎？然而，物壯則老，盛極而衰，怎如含潤于細雨中的一川淺草，正見得孟春時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的機趣與曼妙，其間醞釀著無限生機、無限希望、無限可能。面對此景，“官忙身老”的韓愈，是否也回想起了自己初入長安、“年少逐春”的那段青蔥歲月呢？
從“出門無所之”到“官忙身老大”，韓愈用一生的創作向人們坦示了周游于理想與現實、天地與人生間的真醇之心。他的作品，在當時就產生了廣泛影響，很多文人都向他請益，并以“韓門弟子”相稱。韓愈身后，作為弟子兼女婿的李漢將其遺作編為《昌黎先生集》。宋代以后，韓愈文集的刊刻和傳播范圍越來越廣，文人士子們“非韓不學”，歐陽修、朱熹等一大批名流在韓愈文集的校訂整理上不惜傾注大量心血。有幸的是，今天人們還能看到一些宋代流傳下來的刊本，比如魏仲舉編《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廖瑩中編（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等，這些海內珍本相對完整地呈現了韓愈作品的面貌，體現了宋賢整理韓集的卓越成果。到了明清時期，韓愈被公認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集的校勘、注釋、評點也持續不斷展開。直到清末，韓愈文集一直都是歷代讀書人案頭必備的要籍，其中的一些經典篇章，甚至成為私塾里的啟蒙課文。20世紀以來，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等先后問世，近年來，又有多種全集、選集不斷涌現，為讀者提供了可信而豐富的讀本。與此同時，大批學者運用現代的眼光對韓愈思想、文學成就做了深入細致研究，形成了“韓學”的規模和氣派。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是著名學者陳寅恪的《論韓愈》，他將韓愈的文化意義置于“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思想坐標之中，這對于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亦不無啟示意義。可以說，韓愈詩文的歷代流傳、品鑒與研究，不僅讓今天的人們有機會從不同視角走近韓愈的大塊文章，同時映襯出千年以來中國文學史、文化史的滄桑嬗變。（孫羽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