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疾風暴雨的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隨時面臨生死考驗，在拋灑熱血、視死如歸的關頭，不少烈士吟出了驚天動地的就義詩篇，蘊含著偉大的信仰力量。
1934年冬，抗日名將吉鴻昌被國民黨北平軍分會判處槍決。在刑場上，吉鴻昌鎮定從容，以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正氣浩然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抗日大業，是救亡圖存，詩中既有早已置自身性命于度外的豪情，又有國難當頭、敵寇未滅卻“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憤與遺憾。寫完詩后，吉鴻昌不愿跪著挨槍，也不愿背著挨槍，坐在椅子上正面迎著子彈坦然犧牲。
朱也赤是粵西早期農民運動領導者之一。他本來叫朱朝柱，1925年入黨后改名為朱也赤。1927年，為配合廣州起義，他參與組織了懷鄉起義，起義取得勝利，正打算進攻信宜縣城時，廣州起義失敗的消息傳來，反動派氣焰大漲，對起義軍展開了進攻。朱也赤帶領起義軍戰斗五天五夜，遭到失敗。后來，他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入獄，任憑反動派如何威逼利誘，嚴刑拷打，朱也赤始終堅貞不屈。面對死亡，朱也赤吟誦道：“為主義犧牲，為工農死節。不負天地生，無污父母血！何嗚咽？何嗚咽？壯哉十六再回頭，破碎山河待建設。”山河懷悲，云天含淚，誰能不為這赤膽忠魂感染。作為共產黨人，為誰生，為誰死，愛著誰，恨著誰，心中無比堅定，句句分明，字字至誠。
“滿天風雪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斷頭？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這首詩是烈士楊超在就義時高聲朗誦的，其詩壯烈激昂，充滿了不屈不撓、斗爭到底的革命決心。滿天的雪花可以見證，烈士的鮮血也可以見證，革命者既是不怕死的，也是殺不盡的。楊超21歲在北京大學入黨，1927年12月在南昌被反動派殺害，年僅23歲。
比楊超早一個月在南昌犧牲的烈士帥開甲亦有一首就義詩，讀來令人熱血沸騰：“民多菜色仕多訌，敢把頭顱試劍鋒。記取豫章城下血，他年化作杜鵑紅。”在百姓多災多難之際，作為有志青年豈能袖手旁觀？革命總是伴隨著流血犧牲的，但革命者的血不能白流，也不會白流，烈士倒下的土地，他日定會開出絢麗的花朵！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烈士們用精魂凝成的就義詩，不僅閃耀著堅定的信念，還往往流露出平生的夙愿。大別山的兒子王幼安，1927年底在組織黃麻起義時被捕，次年犧牲，他寫下就義詩，“馬列思潮沁腦骸，軍閥兇殘攫我來。世界工農全秉政，甘心直上斷頭臺。”他回顧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對自己的哺育，將天下勞苦工農翻身當作己任，只要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夠救民于水火，個人的生死又有何妨？
烈士們慷慨寫下的就義詩是不朽的，他們當年的求獨立要自強的愿望，今天已經在這片土地上實現了。（李昊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