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執掌北京清華17年的梅貽琦被譽為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他畢生躬耕教育，凡事率先垂范，由于平時性格穩重、沉默寡言，人稱“寡言君子”。
在工作中，梅貽琦對人很有禮貌，寡言而重行。遇到問題，總是先問旁人，從無疾言慍色。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每當有人提出有利于清華的建議時，他總是頷首微笑“吾從眾”，這句話也成了梅貽琦的口頭禪。事實上，一句“吾從眾”，并非他沒有自己堅守的東西去隨波逐流，充當無主張的“老好人”，相反，他堅持的是讓每個人都能夠得到充分表達，希望人盡其才，民主治校。
不愛說話，甚至不說話，并不代表無話可說，而是梅貽琦內心豐富、深思熟慮的表現。梅貽琦在任何場合都是聽得多說得少，就是在不得不發言時，也是把話說得很慢，但邏輯非常清晰，也很少有斷然的結論，因此，他總能集思廣益，擇善而從。清華人評價他“開會很少說話，但報告或討論，總是條理分明，把握重點；在許多人爭辯不休時，他常能一言解紛。”國學大師陳寅恪則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貽琦認為，“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注重實際行動，不屑于夸夸其談，是他一貫的做事風格。他本人從來沒有冠名“大師”，但在他的任內，卻為清華請來了眾多的大師，也為后世培養出了眾多的大師。
梅貽琦有句話經常為人引用，“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以教師的高尚品行作為前導去引導學生，久而久之，學生便自然地受到感染，也去向高尚靠攏，可達到“不為而成”的效果。這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也是教學的應有之義。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可以說畢生與他的大學結合在一起，把自己當做躬耕的勞夫。執掌清華期間，梅貽琦始終堅持勤儉辦學、廉潔治校，他初到清華時，便再三強調簡樸好學的校風。他說，這樣做一是希望學生保持簡樸，無紈绔習氣，二則是為了節約辦學經費。作為一校之長，他總是以身作則，為師生做出表率。他主動放棄校長享受的免交電話費、免費拉兩噸煤、免費雇傭家庭幫工等待遇，妻子只得去擺攤賣糕點補貼家用。
抗戰時，梅貽琦主持西南聯大校務，一年四季就穿一件深灰色的長袍，當時他的方針就是一個字——省。他說:“讓我管這個家，就得精打細算。”抗戰期間，物價上漲，供應短缺，聯大同仁生活極為清苦。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西南聯大育人不輟，大師輩出、燦若星辰。
1941年7月的一天，梅貽琦與聯大總務長鄭天挺等正在成都辦公事，突然接到來電，說政府要在聯大召開一個教育會議，請示他是否參加。梅貽琦一看辦事日程，決定擇日返回昆明。可是，到了開會前一天晚上，還不見梅貽琦的蹤影，學校會務處就按照他不參加會議做了準備。就在大會開始前的20分鐘，梅貽琦卻一臉疲憊、灰頭土臉地出現在會場入口處，邊走邊向大家道歉：“對不起，我來晚了……”
原來，成都一位在航空公司上班的朋友早為他聯系了飛機票，但梅貽琦又得到一個搭乘郵政車的機會。他心想：反正時間充足，坐郵政車比乘飛機要為國家節省好幾百塊錢，何樂而不為呢？就退了訂好的飛機票。沒想到郵政車在路上出了毛病，梅貽琦只得連日連夜轉車，一路上還要遭受日軍空襲之危險、山路顛簸之苦累，還好及時趕到了會議現場。
梅貽琦終身從事教育事業，擔任過系主任、教務長、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大學校長等要職，但始終公私分明，絕不茍取分文。晚年患病住院，甚至無力支付醫藥費，靠清華校友募集了部分資金，才渡過了難關。去世后，夫人韓詠華打開他生前隨身攜帶的手提包，里面沒有任何值錢的財物，有的只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非常清楚，在場者無不動容。
古人云：“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梅貽琦對此闡釋為：“曰‘安人’、‘安百姓’者，則又明示修己為始階，本身不為目的，其歸宿、其最大之效用，為眾人與社會之福利。”這位寡言校長，用自身的行動證明了什么才是君子之風、萬世師表。（石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