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左宗棠，既有抬棺出征、捍衛邊疆的雄武豪邁，也有因地制宜、務實發展的治理才能，一百五十年前，他在陜甘總督任上倡導種棉花即是一例。
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左宗棠正式接過陜甘總督關防。兩年后，結合當時情形與當地實際，左宗棠在陜甘尤其是甘肅大舉試種包括棉花在內的多種農作物。那時的甘肅省比現在更大，包括今甘肅、寧夏和青海東部河湟區域的西寧一帶，以及新疆的巴里坤和烏魯木齊一帶，地勢扼要，可輻射整個中國西北部。
除了廣泛動員農民種植棉花、派員到外地精選棉種推廣外，官府還出資購置紡車織具，“設局教習紡織”，雇請產棉區有經驗的民婦來教習織布技能，提升棉花經濟價值。
左宗棠非常關注棉花推廣的情況，要求陜甘兩省的官員多到鄉村走走看看，一有機會，左宗棠自己也作實地考察。同治十二年（1873年）棉花收獲的季節，左宗棠在甘肅鄉間同百姓攀談，他們對種棉花的收入表示滿意，愿意以后種棉花，左宗棠很是欣慰。
為系統推廣棉花種植，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左宗棠刊行《棉書》和《種棉十要》，要求陜甘兩省官員向適宜種棉區廣為散發，切實講解，以使當地百姓掌握種棉花的基本要領。《棉書》內容豐富，包括“選種、布種、分苗、灌耘、采實、揀曬、收子、軋核、彈花、擦條、紡線、挽經、布漿、上機、打油等十五項”，對種棉、收棉、紡線、織布整個流程的講解，簡明而細致，非常實用。
左宗棠還指導出臺了相應的考核機制，將推廣種棉的進度、實效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項目。他總結出推廣種棉的要領——“專以切實兩字，為課吏與課心之要”，所謂“課心”，是指做好宣傳教育工作，讓百姓從思想認識上真正懂得種植棉花的種種好處；所謂“課吏”，即指考核各級官吏推廣種植棉花的情況，獎優罰劣，酬勤懲懶；“課吏”與“課心”的關鍵點是要切合實際。左宗棠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專門上奏折，建議對“官紳士庶有能實力奉行（種棉花）、著有成效者，準予擇優獎敘”，而通過“課吏”，左宗棠也發現了一些地方上的“能吏”。
那么左宗棠為何提倡種棉花呢？在陜甘總督任上，左宗棠不僅設法禁止外國鴉片流入，而且深刻認識到，栽種罌粟和吸食鴉片是西北貧困之因，所以，他在轄區內嚴禁百姓種植罌粟。為解決陜甘地區禁種罌粟后的百姓生計問題，經過認真調查研究，他認為種植棉花是可行的，因為西北不少地區的土質適合種棉花。
左宗棠提倡種棉花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他看到西北地區干旱，百姓生存艱難，尤其甘肅“民苦無衣甚于無食，老弱婦女衣不蔽體”，這對來自南方的左宗棠而言，實在不可思議，既然缺少衣服穿，自己種棉植桑不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么？所以，他決心“教種桑棉為養民務本之要”，以解決西北貧困群眾的穿衣問題。種棉也能部分解決左宗棠面臨的軍需問題，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左宗棠西征成功，得益于糧餉軍備的充足，他大力號召邊疆百姓屯墾，種糧可以解決吃飯的問題，種棉可以解決穿衣的問題。
當然，左宗棠是個務實之人，在種植棉花上不搞一刀切，對適合種棉的地區大力提倡，對西北那些土質不適合種棉花的地區，不作種植棉花的硬性要求，而是指導多種其他農業經濟作物以增加糧食生產、改善百姓生活。
同治十二年（1873年），肅州一帶棉花豐收，“一畝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收入不菲，并且種棉收棉比“罌粟剝果刮漿”要省工省力得多，更重要的是，種植棉花有利無害。
光緒六年（1880年），這時左宗棠已經營西北十多年，陜甘兩省“耕墾日廣，民食漸充”，更讓左宗棠感到欣慰的是，西北地區的百姓穿衣問題有了明顯的改觀，“向之衣不蔽體者，亦免號寒之苦”。
史料和實踐表明，左宗棠在西北倡導種植棉花的做法一舉多得，這也彰顯出他務實擔當的為民情懷。
左宗棠任陜甘總督之初，鄭重其事地給左氏家廟撰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這么說的：“縱讀數千卷奇書，無實行不為識字”，知行合一才是值得推崇的。為勉勵家族子弟，左宗棠還在家塾撰寫了對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由這些字句，可一窺左宗棠的人生抱負和思想脈絡。
左宗棠受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思想影響甚深。他青年時期身歷科舉，中年以后決戰疆場、提倡洋務、經營西北，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風云的人物，位至一品，尊為侯爵，但作為成長于農村的一位讀書人，左宗棠一直不忘提倡農業。
總而言之，一百五十多年前，左宗棠在陜甘乃至西北地區，在鞏固邊疆的同時，大力倡導屯墾和種棉植桑，把發展農業經濟、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作為一個重要工作來做，這既是時勢發展的需要，也出自個人的經世情懷，二者契合，以成大計，留名青史。(李曉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