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
2021年1月適逢尉健行同志誕辰90周年，距離他離開我們也有5年多的時間了。在這些日子里，我經?；叵肫鹪诮⌒型绢I導下工作的歲月，他的音容笑貌時時浮現腦海，諸多往事奔來眼底，無限思念涌上心頭。
健行同志是我的老領導。我從1986年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開始，到1987年同健行同志一起奉調組建國家監察部，再到1993年中央紀委、監察部合署辦公，一直在健行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2002年黨的十六大后他從中央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我也經常去看望他，向他請教。在近30年的時間里，我們共同經歷了許多大事難事、面對了許多困難挑戰。在我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好領導、好同志，也是一位好老師、好兄長、好朋友。
回憶與健行同志交往的點點滴滴，謹擷取其中的吉光片羽，以志紀念，并寄托我們的哀思。
一
我和健行同志的第一次交往，是在1985年。當時我在兵器工業部任干部司司長，隨部領導向時任中組部部長的健行同志匯報兵器工業系統的干部工作。那時他50多歲，年富力強，但已經是非常成熟的領導干部。他在聽取匯報后，親切地問起我的工作經歷，當聽說我來自大三線國防工業企業，便饒有興致地向我了解廠里的生產情況、產品工藝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健行同志早年曾在國有企業工作20多年，1983年又擔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對企業工作格外有感情，他對經濟工作的熟悉也讓我深感佩服。
第一次與健行同志有比較深入的交流，是在我調到中組部工作之前。1986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中組部談話。我來到中組部，幾位副部長和陳野蘋、曾志同志等中組部老領導先后與我談話。最后，工作人員把我引領到健行同志辦公室。健行同志熱情地招呼我坐下，非常詳細地了解我的個人情況和學習工作經歷，詢問兵器工業系統干部隊伍狀況和工作情況，并就當時的一些熱點問題讓我談談看法。我向他如實地匯報，坦陳己見，他非常專注地傾聽，時不時地插幾句話，引導著談話的進程。談話既嚴肅，又很輕松。后來我才知道，這次談話，實際上是選拔我擔任中組部副部長任職人選的一次考察。健行同志擔任中組部部長后，深感選好用好干部關系重大，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比選”的方法：一個崗位一般要物色三名以上備選人，對備選人進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根據考察情況提出選任意見，報中央審定。請一定范圍的領導同志與備選人談話并提出意見，也是考察的一項內容。
我調到中組部后，直接在健行同志領導下工作，有兩點感觸很深。一是健行同志堅決貫徹執行黨的組織路線。他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堅決貫徹干部隊伍“四化”方針，結合當時干部工作實際，領導全國組織系統一手抓干部工作、組織工作的撥亂反正，一手抓各級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推進干部制度改革，加大優秀年輕干部培養力度，選拔了一大批符合“四化”方針要求、奮發有為的干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二是健行同志非常注重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干部選拔任用事項和組織工作的其他重要事項都堅持集體研究討論決定，從不獨斷專行。這種民主作風，他保持了一生。
二
為加強對國家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糾舉和懲處違紀違法行為，提高行政效能，經國務院提議，1986年12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作出決定：為了恢復并確立國家行政監察體制，加強國家監察工作，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
1987年5月底，中央決定調健行同志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央紀委第一紀檢室主任劉鳴九同志、國家計委副主任徐青同志和我任監察部副部長，組成監察部第一任領導班子。健行同志愉快地服從中央決定，立即帶領我們緊鑼密鼓地做好籌組監察部的各項工作。1987年7月1日，監察部正式對外辦公。
監察部組建之初，可謂篳路藍縷，條件比較艱苦。辦公地點一再搬遷，先是租用河北省保定市駐京辦的一些房間辦公，1987年9月又租用解放軍防化兵招待所作為辦公地，人員多起來后辦公地方不夠，一部分同志只能在北極寺總參干休所租用的幾層宿舍樓辦公。直到1991年5月搬到海淀區皂君廟4號，才有了自己的辦公地點。監察部的辦公經費除了國家撥款以外別無其他來源，工作條件差，生活也艱苦。健行同志要求嚴，不允許用行政經費補貼食堂，食堂全靠部機關干部職工交伙食費運轉，基本上每頓飯都是饅頭米飯、青菜豆腐，一個月也難得吃一次魚、肉。健行同志帶著班子其他成員與大家一起吃食堂，經常是打了飯菜隨便找一張桌子坐下，一邊吃飯，一邊與周圍的干部職工聊起來。健行同志常常教育我們，雖然條件艱苦，任務艱巨繁重，但越是艱難困苦，越能磨煉人，這樣的工作也更有意義，更加光榮。
監察機關一邊組建，一邊開展工作。第一項任務，就是按照國務院的部署檢查對外經濟合同簽訂和執行中的問題，尤其是查處對外經濟活動中貪污、索賄受賄、出賣或泄露經濟情報以及失職瀆職的問題。健行同志對此高度重視，先后4次召開專門會議部署和推動這項工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清理對外經濟合同171萬份，監察機關立案查處214件典型案件，處理了一批違紀違法人員，為國家挽回大筆經濟損失。此后，按照中央的部署，監察機關又先后參與全國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清理整頓公司、稅收財務物價大檢查、打擊生產和經銷假冒偽劣商品違法行為等工作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規執行情況大檢查。隨著內設機構越來越健全，信訪舉報、查辦案件、糾正行業不正之風、執法監察、法規制度建設、宣傳教育和干部培訓等工作也很快開展起來，局面迅速打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處于改革開放承前啟后關鍵時期，健行同志作為行政監察工作的直接領導者，團結帶領監察部領導班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探索，提出了明確的工作思路，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完善和升華。健行同志指出，行政監察工作要增強全局觀念，正確把握定位，緊緊圍繞黨的基本路線，保護改革、支持改革，為維護政治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服務。按照中央的要求，他領導確立了以廉政監察為重點、全面開展監察業務的工作方針。健行同志旗幟鮮明地提出，開展以反貪污賄賂為重點的反腐敗斗爭，以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干部和經濟監督部門、執法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為重點，嚴肅查處國家公職人員違紀違法案件，發現、堵塞工作中和制度上的漏洞，促進和加強廉政建設。他高度重視執法監察工作，要求各級監察機關從執法監察入手全面履行監察職能。他辯證地分析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就加強監督是否有利于擴大改革開放，如何正確處理辦案與建設、治標與治本、外部監督與內部管理制約、效能監察與廉政監察的關系等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澄清各種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為行政監察工作的順利開展創造了良好的內外部環境。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健行同志帶領廣大監察干部，對行政監察工作規律進行深入思考，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行政監察機關在恢復組建后的5年時間里不斷在實踐中探索、在創新中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為進一步理順關系、形成合力，更好地發揮黨政監督的整體效能，1993年初，黨中央決定，黨的紀律檢查機關與行政監察機關合署辦公，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這是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大改革舉措。1992年10月，健行同志在黨的十四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書記，直接承擔起領導紀檢監察機關合署辦公的重任。
紀檢監察機關合署，既有人員機構的融合，又有工作任務的整合，困難挑戰紛至沓來。健行同志帶領中央紀委監察部領導班子，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深入調查研究，緊密聯系實際，就合署辦公后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基本原則、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工作格局、工作方式方法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思考，明確紀檢監察機關合署后首要任務是以黨風廉政建設為重點，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在黨中央堅強有力的領導下，經過全黨的努力實踐，我們黨探索總結了一條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有效途徑。在這場偉大的實踐中，健行同志發揮了重要作用。
1993年8月，在十四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健行同志根據中央部署，明確提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要著重抓好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查辦違紀違法案件、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三項工作，指出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系，必須協調起來、統一起來抓，從而系統作出三項工作格局部署。
健行同志把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放在反腐敗斗爭三項工作格局的第一項，強調對絕大多數黨員干部要立足于教育、著眼于防范，加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做到關口前移。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這項舉措對于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增強拒腐防變能力，具有積極意義。在健行同志領導下，中央紀委結合實際，針對帶有普遍性苗頭性、群眾和社會反映強烈的問題，提出一系列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具體規定。1993年8月至1997年1月，經中央批準，先后對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廉潔自律作出了“31個不準”的規定，對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自律作出了“四條規定”。1997年3月，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從而形成了比較系統完備、相對穩定的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行為規范。各級黨委和紀委加強對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情況的監督檢查，深入開展黨風廉政教育，查處了一大批違反廉潔自律規定的典型案件，取得了顯著成效。
健行同志非常重視查辦案件工作。他一再強調，查處違紀違法案件是從嚴治黨、懲治腐敗的重要措施，是嚴肅黨紀、政紀的中心環節，是同腐敗分子最直接、最激烈的較量，也是紀檢監察機關的基本職能。他要求紀檢監察機關要敢于辦案，堅持原則，剛直不阿，嚴肅執紀，重要問題線索不論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絕不能講情面、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善于辦案，注意斗爭策略，講究工作方法，減少辦案阻力，提高辦案效率。他反復強調，懲處腐敗分子要突出重點，加大對領導干部和重點領域違紀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在中央紀委的領導下，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突出重點，嚴懲職務性腐敗，徹查團伙性腐敗，大力查辦黨政機關和經濟、金融、司法、組織人事等領域的腐敗案件，形成了清除黨內腐敗分子的強大聲勢。據統計，在他任中央紀委書記的10年中，全國紀檢監察系統共立案163萬多件，結案155萬多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55萬多人，其中開除黨籍25.9萬多人，被開除黨籍又受到刑事處分的75282人。在受處分的黨員干部中，縣（處）級干部49291人，廳（局）級干部4095人，省（部）級干部176人。通過查辦案件，嚴肅懲處了腐敗分子，有力維護了黨紀國法的嚴肅性。
健行同志提出，要從密切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維護政治穩定的高度來認識糾風工作。要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從群眾意見大、嚴重干擾改革開放、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又有條件在短期內取得階段性效果的問題入手，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抓，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進行專項治理，切實抓出成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從1993年開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與政府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堅持“標本兼治、糾建并舉”的方針，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工作原則，先后開展清理亂收費、減輕農民負擔、治理公路“三亂”、治理中小學校亂收費、清理整頓藥品市場、減輕企業負擔、遏制公款出國（境）旅游、糾正醫藥購銷中的不正之風等多項全國性專項治理，不同程度地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解決了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同時，督促有關部門加大行風建設力度，加強職業道德建設，推行社會服務承諾制，開展創建文明行業活動，在全國普遍推行民主評議行風工作，把糾風工作與樹立職業道德、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創建文明行業有機結合起來，促進了部門和行業風氣逐步好轉。
實踐證明，提出反腐敗斗爭三項工作格局并以此為主線開展反腐倡廉工作，符合特定歷史時期我國國情實際，基本涵蓋了反腐敗的主要內容，針對性和操作性強，實現了反腐敗工作的整體推進和協調發展。
四
健行同志始終注重從體制機制上查找問題發生的原因，深入思考如何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為此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
在1993年8月召開的十四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健行同志明確提出，反腐敗必須加強綜合治理，既治標又治本。要從宏觀著眼，研究消極腐敗現象的來龍去脈，從源頭抓起，抓法規、政策、體制、制度、管理、監督機制等關系全局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具體對策，取得反腐敗斗爭的主動權。之后又進一步強調，要筑牢思想道德和黨紀國法兩道防線，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加強教育、健全法制、強化監督、發展民主，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按照這些要求，中央紀委監察部指導協助各地區各部門深入查找管理上的薄弱環節和制度規定上的漏洞，有針對性地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并先后在全國推行了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地級以上城市建立有形建筑市場，推行“三公開”（村務公開、廠務公開、政務公開）等措施，實行會計委派、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等制度，從人、財、權各方面加強了監督制約。
1998年7月，黨中央決定，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這是事關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軍隊建設的一項重大決策，也是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治本之策。中央成立了領導小組，胡錦濤同志任組長，健行同志任副組長，下設辦公室，由我擔任辦公室主任。健行同志協助胡錦濤同志，帶領我們迅速組建中央清理工作機構，協調各省區市和公安、檢察、法院、國家安全、司法行政機關，扎實開展普查，摸清底數，經反復調研論證，制定了實施方案以及10多個配套文件，嚴格組織落實。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工作，全國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共撤銷企業19458戶，移交企業6494戶，解除掛靠關系企業5615戶。在這項工作中，健行同志堅決貫徹落實中央部署，具體謀劃，靠前指揮，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0年7月，江澤民同志在幾位老同志反映當前腐敗問題屢禁不止的來信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認真研究原因，提出解決措施。健行同志親自組織調查研究，深入分析思考，向中央呈報有關報告，從改革、教育、監督多個方面提出預防腐敗的措施，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后，認真予以落實。2000年12月，十五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從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財政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個方面重點部署治本抓源頭工作，結合教育、監督、法制方面的工作，形成源頭治理的系統措施。與此同時，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和巡視試點等工作也開展起來，對黨政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監督進一步強化。
五
回憶健行同志，我在感佩他為黨和人民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的同時，對他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真摯的憂黨憂國憂民情懷、深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務實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高超的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崇高的品格操守和廉潔家風，更是無比敬仰。他的高尚人格和浩然正氣，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指路的明燈。
健行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近70年的革命生涯里，他始終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堅強的革命意志，在各種政治風浪面前，時時處處自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站在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一邊，忠實地踐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毫不計較個人得失，對自身崗位變動淡然處之，在工作中不懼困難、勇于擔當！健行同志曾經跟我們說：“我是屬馬的，所以就像一匹馬，生來就是要這樣不停地奔跑，直到有一天跑不動了、倒下去為止。”在我協助他工作的16年里，我深深地體會到健行同志是以怎樣一種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忘我的精神狀態在為黨和人民工作。他身負重任，總是在勤奮地工作。長年的辛勞和巨大的工作壓力嚴重損害了健行同志的健康。有一段時間，健行同志有時聽我們匯報工作時房顫發作，臉色發青，頭冒冷汗，他總是盡最大努力堅持，實在受不了，才躺下休息一小會兒，稍有緩解就又繼續工作。我每每想起這些，就不由得問自己，是什么造就了如此強大的驅動力？答案是忠誠，只有對黨和人民事業的無比忠誠，才是這無窮動力的源泉。
健行同志善于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在領導班子內部，他多次強調，大家都是平等的戰友關系，只是具體工作崗位不同。在工作中，他往往把精力放在抓總、把方向上，充分調動每位同志的積極性，鼓勵、支持我們這些副手大膽負責，放手去干。同時，又敢于決斷、善于決斷，需要承擔責任的時候替我們擋在前頭。他總是注意傾聽各方面的意見，歡迎大家從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對發表不同意見的同志給予熱情鼓勵，擇善而從。他經常召開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共商反腐倡廉大計，要求有關方面認真研究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積極吸收采納。他領導建立了特邀監察員隊伍，邀請社會各界杰出人士參與紀檢監察工作。他要求紀檢監察機關重視社會輿論中對紀檢監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批評意見，從中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努力加以改進。正是他這種海納百川、虛懷若谷的胸懷，贏得了方方面面的高度認同。
健行同志尊崇實干，不尚空談。他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不提不切實際的口號和目標；不務虛名，只求實效；不圖一時熱鬧，而是著眼長遠目標和整體效果。他特別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基層，深入實際，從生動的實踐中獲取鮮活的經驗，提煉總結規律性的東西。他反復強調，既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堅決、持久地開展工作，又必須具有緊迫感，真抓實干，不斷取得階段性成果。他總是教導我們，抓工作既要從大局著眼，又要從具體問題入手，目標要定得切合實際，不要求大求全。在處理案件時要多動腦筋，既要依紀依法嚴肅執紀，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做到合理合情，實現法紀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的統一。在對人的處理上，健行同志強調必須一切以事實為根據，既要堅決懲處腐敗分子，推動反腐敗斗爭健康發展，又要注意保護干部，全面、歷史、實事求是地看待干部，激發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
健行同志一生公正無私，正氣凜然。他為人坦誠寬厚，處事公道正派，待人行君子之道，對同志發自內心地關心愛護，總是充滿著善意。他要求自己嚴格，事事處處以身作則，從不考慮個人私利。年邁的老父來北京，他陪老人坐公交車去頤和園游覽，絕不公車私用；母親猶豫再三開口讓他給生活困難的妹妹安排個工作，他婉言拒絕。他持家甚嚴，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家財不為子孫謀，教育后人自立自強、謙遜勤勉。正是因為健行同志公道正派、清正廉潔，令人欽服，他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公生明，廉生威”，這一千古至理，在健行同志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挺立兩間扶正氣，長垂千古做完人”。健行同志永遠地離開我們了，但他的精神不朽，風范永存，他曾為之奮斗的事業也取得更加偉大的成績！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黨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定力，推動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歷史性、開創性成就，產生了全方位、深層次影響，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黨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機活力！
健行同志，我們永遠懷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