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李文峰
提到受賄罪，人們首先聯想到的是政府機關或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對于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村干部而言，在工作中收受賄賂行為的認定往往較為復雜，存在以同樣的方式收受款物，卻有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兩種罪名認定的情況。這在實務中如何區分呢？
首先來看一個案例。浙江省海寧市袁花鎮東風村原黨支部書記、東風股份經濟合作社社長（董事長）朱新華，2013年7月在協助袁花鎮人民政府從事彭墩村農村土地綜合整治項目管理工作期間，將東風村地塊復墾項目交由工程老板鄭祝甫施工，并為其在工程款結算方面予以關照，為此，朱新華收受鄭祝甫送來的人民幣8萬元，涉嫌受賄犯罪。
2015年5月，在朱新華的幫助下，鄭祝甫又承接了東風村農民公園土方回填、下水道鋪設工程。為了感謝朱新華將上述工程交由其施工，以及在工程款結算等方面的關照和支持，鄭祝甫又送給朱新華1.5萬元，朱新華接受，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
收受同一個人的錢款、同樣是在工程款結算等方面給予關照，為什么認定了兩個不同罪名？
受賄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主要區別，在于主體身份的不同，受賄罪的主體身份是國家工作人員，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主體身份則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為國家工作人員劃定了范圍：“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作為一名村干部，朱新華在收受鄭祝甫所送的8萬元時，為何應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認定為受賄罪。
浙江省海寧市紀委監委審理室主任高玉勇介紹，2013年5月，海寧市袁花鎮政府下發《關于2013年度袁花鎮土地開發整理復墾工作的實施辦法》，明確要求東風村協助袁花鎮政府負責地塊復墾項目的工程管理，復墾費用和獎勵資金均由鎮財政撥付給東風村。朱新華作為村書記協助鎮政府從事復墾土地管理工作，符合“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定義，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所以此時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其將工程交于鄭祝甫并收受8萬元，屬于受賄犯罪。
相反，朱新華收受鄭祝甫1.5萬元系因其同意將本村相關工程交于鄭新甫，朱新華收受錢款是利用了其作為村書記的職務便利，所以應當屬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
實務中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的工作人員收受賄賂行為較為復雜，認定為受賄罪還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需仔細甄別其是否從事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否具有職權性這一特征。
例如，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東大街道降南村原黨支部副書記姚軍娣，在協助東大街道辦事處辦理該村60畝土地交付鵬程公司相關事宜時，在加快完成征地賠償、交地進程等方面為鵬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某某提供幫助，并分4次收受張某某90萬元。在二審判決中，該行為最終被認定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
這里可能產生疑問：同樣是協助政府從事相關工作，為何不能定性為“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劃分到“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從事公務一般具有國家權力性和管理性特點。”陜西省寶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齊志遠解釋，姚軍娣收錢后主要是利用作為村支部副書記的威望和人緣、地緣關系，向被征地村民宣傳征地政策，勸說村民積極配合，幫助張某某組織協調，盡快完成征地工作，難以認定為“從事公務”。
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對“從事公務”的定義是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
具體到姚軍娣案中，一方面，其協調村民配合鵬程公司交付土地等工作并非以政府名義行事。另一方面，張某某送與姚軍娣90萬元系因他是降南村黨支部副書記，對村民情況熟悉。所以歸根結底姚軍娣的行為不涉及代表國家機關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而是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管理活動，應當認定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基層組織人員，例如村委會、居委會主任，包括村民小組組長等，只有在代表或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特定的行政管理工作時，才能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例如，以政府名義發放土地征用補償、扶貧款項，協助政府進行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等。深刻把握受賄罪著眼于公共事務的角度，和對行為人職權的強調，有助于加深對不同受賄犯罪行為的理解，精準定性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