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管筱璞
4月22日晚，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面對全球環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難，國際社會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動，勇于擔當，勠力同心，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綠色發展，堅持系統治理，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多邊主義，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如何形成？歷史上各國表現如何，爭論焦點集中在哪兒？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中國作出了哪些努力，如何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
1.根據《巴黎協定》，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應控制在2℃之內，力爭把升溫控制在1.5℃之內
按照目前的升溫趨勢，到2100年，全球表面平均溫度相比工業化前將升高4℃，全球將面臨氣候變化帶來的巨大系統性風險，包括大量物種滅絕、全球性和地區性糧食緊缺、惡劣天氣和極端氣候事件頻發以及由此引發的局部沖突等社會問題，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最大的威脅之一。這并非危言聳聽，而是來自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預測。
早在一百多年前，科學家就已經意識到，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將導致全球變暖。為防止氣候變化可能產生的不可逆后果，應對氣候變化被逐步提上國際政治議程。1988年，聯合國成立IPCC，以評估氣候變化對社會和經濟的潛在影響，進而提出如何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對策，從而促進氣候變化領域的“科學-政治”互動。
由于氣候研究是特別長時間尺度的趨勢研究，很難像天氣預報一樣短時間內驗證結果，IPCC曾得出一個明確且謹慎的結論：目前發生的氣候變暖現象極有可能是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對能源的利用主要依賴燃燒化石燃料，這就必然會往空氣中排放二氧化碳。
然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合作并非一帆風順。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誕生，標志著國際社會開始真正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則進一步為發達國家設定了強制性減排目標。
2009年12月，來自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旨在尋求達成《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后新的減排協議，然而由于各國對如何分配排放指標分歧過大，并未形成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直到六年后，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達成了《巴黎協定》，對2020年后全球如何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了安排，被評價為“挽救了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制度危機”。2016年G20峰會前夕，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相繼批準《巴黎協定》，極大推進了協定的生效和實施。
《巴黎協定》是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后，人類歷史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第三個里程碑式的國際法律文本，它們共同形成了2020年后的全球氣候治理格局。
協定指出，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之內而努力。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
2.不合意就退出，合意就重返，美國回歸是“逃課學生返校”
日前訪華的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人們并不陌生。五年前在《巴黎協定》簽字儀式上，他作為奧巴馬政府國務卿，一手環抱2歲外孫女，一手代表美國完成簽字的畫面，令人印象深刻。同時參會的聯合國“和平信使”、影星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對各國代表表示，“如果你們回國后，沒有實際落實協議，今天的互相祝賀只會變得毫無意義。”
特朗普就任總統后，在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協定》，遭到國內外社會一致批評。當時，克里抱外孫女簽字的照片又在社交媒體“刷屏”，克里轉發并評論道：“數十億孩子們將承受這個決定的后果，為他們想想吧，拜托了。”
事實上，這并不是美國第一次退出。2001年，對另一份有關氣候問題的協議《京都議定書》，時任美國總統布什也選擇了單方面退出，理由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義務”。
自拜登投入總統競選到就任以來，氣候變化一直與抗擊疫情、重振美國經濟、推進種族平等問題一起，被列為四大優先議程。今年1月20日，拜登在宣誓就職當天，宣布了包括美國重返《巴黎協定》、停止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等多項行政措施。
“對于《巴黎協定》，美國不合意就退出，合意就重返，美國的回歸根本不是什么‘王者歸來’，而是‘逃課學生返校’。”4月16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方至今仍未提出國家自主貢獻，沒有就如何彌補四年行動空白給個說法，沒有把久拖綠色氣候基金的欠賬給補上，“為全世界實現《巴黎協定》目標設置了障礙、增加了阻力”。
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上，誰在行動、誰在空談？誰在做貢獻、誰在謀私利？人們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賬。美國此番重返《巴黎協定》，積極組織領導人氣候峰會，用意何在？
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原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認為，一方面，全球輿論壓力迫使美國推翻特朗普的氣候變化政策，重新回到聽取科學建議的軌道上來；另一方面，美國希望借此機會重新獲得國際輿論領導地位。
3.“碳排放就是發展權”，減排問題背后是發展問題
過去20多年的氣候談判為什么總是“談不攏”？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希良表示，原因在于“自上而下”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承擔的不同歷史責任進行了規定或倡議。實踐中，基于“碳排放就是發展權”的認知，各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利益訴求不同，但都希望獲得更多的排放空間，在減排份額分配上難以達成共識。
長期以來，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從強度看，碳排放強度應該與GDP增速相關聯，如果某國GDP增長快，排放是否理應多一些；二是從均值看，人均排放量低的國家是否應有更大的排放余地；三是從累計看，西方國家工業化進程開啟早，歷史累計碳排放量多，發展中國家是否也應享有較大排放空間。
生態環境關系各國人民的福祉，必須充分考慮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優良環境的期待、對子孫后代的責任，在綠色轉型過程中努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氣候談判的本質，是通過控制各國溫室氣體的排放倒逼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轉變。事關各國切身利益，說服必然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栋屠鑵f定》轉換思路，提出“自下而上”的新氣候治理體系，即各國將以自主貢獻而非責任分攤的方式參與。盡管效果還有待評估，但各國卻較易達成共識，且能盡快開展行動。
“在認知上，我們對內不要把發展與環境對立起來；對外應該幫助發展中國家呼吁發展的權力和空間。”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認為，無論是從國內人民需求的變化出發，還是出于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都需要在供給側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以政策引導新能源革命和新技術革命，同時也需要在需求側更主動、更大力度地推動節能減排，而不是全部依賴于市場自發的力量。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經濟發展不是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竭澤而漁，生態環境也不應是舍棄經濟發展的緣木求魚，而是要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
4.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與世界各國一道努力呵護全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就憑這短短的兩句話，中國領導人可能已重新定義了人類的未來前景。”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對中國的氣候承諾給予高度評價。
張希良指出，“30?60目標”的提出正是落實《巴黎協定》的一個部分，即每個成員國在2020年底前提交自主貢獻方案。“中國在國際氣候治理方面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真正做到了習近平總書記說的‘從參與者、貢獻者變成引領者’。”
這是自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以來，國際氣候合作首次呈現積極勢頭。緊隨中國，韓國、日本相繼承諾到2050年實現零碳排放；歐盟計劃提高2030年減排目標，并宣布將其總預算的30%用于支持氣候行動；拜登在此次峰會開幕式上宣布擴大美國政府的減排承諾：到2030年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05年減少50%至52%，到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目標。此前，拜登還提出2萬億美元的氣候行動計劃，用于國內的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重點領域的投資。
近年來，我國力主深化國際合作，針對氣候變暖的全球性特征，加強技術交流和信息共享，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與世界各國一道努力呵護全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
“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但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可以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得更多一點。”林毅夫坦言。一方面，我國是大陸型國家，環境污染或氣候變暖的后果以我們自己承受為主。另一方面，化解全球氣候變暖的關鍵不在于放緩經濟發展，而在于節能減排的技術有所突破。這些新技術設備的生產可以成為我國經濟的新增長點，甚至成為出口競爭優勢。
專家認為，發達國家應該展現更大雄心和行動，同時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和韌性，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支持，避免設置綠色貿易壁壘，幫助他們加速綠色低碳轉型。
5.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
歐盟等發達國家大部分在1990年左右碳排放達峰、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而中國的承諾意味著用30年的時間完成發達國家60年的任務。可以預見，中國碳減排的強度和力度要比發達國家大得多，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事實上，中國正在馬不停蹄地落實“30?60目標”要求。今年3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中國將嚴控煤電項目，“十四五”時期嚴控煤炭消費增長、“十五五”時期逐步減少。各地、各部門正加緊制定碳達峰路線圖，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建設步伐加速。
由政府部門確定二氧化碳減排總量，再將排放權以配額方式發放給企業等市場主體。排放權可以買賣，排放總量不會超標。今年6月底，全國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啟動運營，碳市場將成為未來碳減排、碳達峰的重要市場機制。目前，首批2225家電企已完成開戶資料審核。據預測，2021年我國碳交易市場成交量或將達到2.5億噸，成交金額達60億元。
“企業效能好的，可能有多的碳交易配額，企業效能比較差的配額就不夠，多的賣出，少的要買入。”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指出，從實踐來看，碳市場的探索可以倒逼企業轉型升級。如果碳價不劃算，企業只能采取措施把碳排放的量降下來，低碳制度體系由此落實。除了電力，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金屬、造紙、航空等行業，預計“十四五”期間將逐步納入碳市場。
綠色債券是重要的綠色金融工具。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證監會聯合發布《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1年版）》，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人民銀行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煤炭等化石能源在本質上仍屬于高碳排放項目，因此新版綠債目錄不再將此類項目納入支持范圍，實現了與國際主流標準的一致。
此外，在低碳交通領域，我國將圍繞加大對交通電氣化的投資、推廣智慧交通運輸技術、提升新能源汽車比重、加大氫燃料創新應用等領域持續努力。
空氣循環流動，全球同此涼熱。各國要攜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責；要持之以恒，不要朝令夕改；要重信守諾，不要言而無信。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各國共同努力，沒有國家可以孤軍奮戰，也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