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于安思危，于治憂亂。’我們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磨難挫折中成長，在戰勝風險挑戰中壯大，始終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風險意識。”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實施對我國經濟上的封鎖、禁運，企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面對封鎖、禁運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嚴重風險挑戰，黨領導人民開展了一場反對封鎖、禁運的斗爭，取得了寶貴的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經驗。
最大限度挽回國家的經濟損失
1950年朝鮮戰爭一開始，美國就加緊對我國實施封鎖禁運，頒布有關管制對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戰略物資輸出等法令，宣布凍結中國政府在美的資產、中國人民在美的銀行存款及其他財產。1951年5月，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通過對中國禁運的決議》，向中國禁運武器、彈藥、原子能材料、石油以及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等，品種多達1700余種。由此，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全面封鎖和禁運，新中國在對外貿易上遇到了嚴重困難。
早在全國解放之前，黨中央就預見到“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當時的基本判斷是：在經濟上要準備他們不買我國出口的貨物，不賣給我們需要的東西，但也要看到他們不可能把我們完全封鎖死。我國地方大，南方北方都有出口通路。另外，帝國主義之間有矛盾，我們可以利用。各國商人要賺錢，即使你不做生意，他還要做生意。因此，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是完全可能的。
基于這些判斷，黨領導人民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采取一系列措施，沉著應對各類風險挑戰，針鋒相對地展開反封鎖、反禁運的斗爭。
中央有關部門采取緊急措施，從多種渠道搶購物資，盡量減少外匯損失。1950年12月，我國政府決定停止對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的結匯輸出；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改用“先進后出”為主的易貨貿易方式。同時，充分利用私營進出口商同國外廠商的歷史聯系和良好信用關系，在國家支持下積極開拓進出口業務，取得了良好成績。在這些策略的指導下，至1951年12月，外貿部門搶購搶運了價值達2.2億美元外匯和物資，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國家的經濟損失。
調整生產，自產自給，反擊封鎖和禁運
封鎖和禁運政策給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恢復造成嚴重的困難。因為進口困難，我國許多工業原材料、設備器材處于緊缺狀態。
為改變這種狀態，我們首先加緊創制須從外國尤其是禁運國進口的物資器材。1950年8月，政務院頒布《關于獎勵有關生產發明、技術改進及合理化建議的決定》，提倡工人、技術人員、職員和從事有關生產的科研人員進行發明創作。同時，大力增強原本依賴進口的原材料的生產能力。為滿足國內生產對橡膠原料的需要，除注重提高原產量外，還在雷州半島建立橡膠和熱帶經濟作物農產，擴大生產。除了“開源”，還提倡人民創造和使用替代品，提高原有設備利用率，開展節約運動。
封鎖和禁運政策實施后，我國一些以外銷為主的產品特別是農副產品等也遇到了嚴重困難。為減少產品積壓，我們首先適應國內市場，調整外銷產品的生產，便利外銷產品在國內的銷售。1950年7月，中財委發布《關于適當限制某些已經過剩或飽和狀態產品的生產的公告》。《公告》指出：過去仰賴外銷市場、目前生產能力已超過需要的工業，如地毯業、手帕業等，應按銷售情況適當限制產量。對確實供過于求的一些外銷產品，調整為停止生產或減少生產；將一些依賴外銷的產品改為生產適應國內市場的產品，如潮汕抽紗的生產由制造華貴裝飾改制枕套等日用品。
我們還積極舉辦物資交流會、展覽會和訂貨會，活躍城鄉物資交流，充分發揮國營商業和小商小販的積極性，開辟了外銷產品的國內市場，有力打擊了西方國家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遏制。
利用矛盾，靈活貿易，打開國際市場
盡管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但我們始終堅持多樣的貿易形式，與西方國家開展了靈活機智的斗爭，逐步打開國際市場。
積極擴大對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對外貿易。1951年召開的全國對外貿易管理會明確指出，在盡可能擴大內銷、爭取國內自給自足的基礎上，擴大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貿易。我們一方面改進國內出口物資的結構，適應蘇聯等國的需要；一方面向這些國家明確提出今后數年內我國對工業器材和工業原料的需求。通過這些舉措，我國與蘇聯及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額大幅上升，減少了對資本主義市場的依賴。國內所需的工礦、交通、建設器材等重要物資，也得到了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供應和支持。
印度、緬甸、巴基斯坦等新興獨立國家，雖然在美國的脅迫下不得不參加對我國的禁運，但禁運使這些國家的經濟、貿易受到了損失和影響，一些國家與我國進行貿易的需求很迫切。我們充分利用這個機遇，在東南亞、南亞打開缺口，爭取到一部分戰略物資和其他重要物資的進口。
在擴大對人民民主國家、新興獨立國家貿易的同時，中央強調“資本主義世界不是鐵板一塊”，要求采取積極措施，發展對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爭取重要物資進口。實際上，英國、法國等國為維護自身利益，也設法以香港、澳門為基地，與我國進行貿易。在中共港澳工委領導下，內地建設所需大量物資，包括當時朝鮮戰場急需的藥品、油料、輪胎等禁運物資，被秘密運入；內地出口的農副產品也通過香港轉為出口。在西方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期，香港、澳門成為轉口貿易的重要通道。
我們還十分重視對西方國家的民間貿易。1951年派代表團參加在萊比錫、布拉格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宣傳介紹新中國進出口貿易及市場情況。1952年的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同30個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100多個工商團體和企業進行廣泛接觸和洽談，同英國、法國等11個國家的50多個工商企業簽訂了總值達2.24億美元的貿易協定，在西方禁運的壁壘上打開了缺口。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西方國家封鎖、禁運帶來的巨大壓力，黨和政府采取了堅決的斗爭態度和有效的應對策略，成功地使美國等西方勢力的企圖遭到失敗。我國對外貿易在逆境中得到較快發展，由1950年的11.3億美元，增長到1952年的19.4億美元，增長1.5倍。
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的成就，促進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促使中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新國家。正如周恩來在總結這一斗爭時指出的，“帝國主義者的‘封鎖’和‘禁運’，正好被我們用以肅清在中國經濟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賴性，縮短我們在經濟上獲取完全獨立自主的過程，而真正受到打擊的，反而是他們自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董曉彤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