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圖為6月26日拍攝的修葺一新的北大紅樓。新華社記者 謝晗 攝
最美最濃是紅色。紅色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鮮亮的底色，是革命的顏色、奮斗的顏色，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本色。
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紅色資源、賡續紅色血脈進行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央政治局同志來到北大紅樓，參觀“光輝偉業 紅色序章——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主題展”，參觀瞻仰豐澤園毛澤東同志故居。
北大紅樓創造了黨史上的多個“第一”，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是怎么來的
北大紅樓興建于1916年，是一座地上四層、地下一層的近代建筑，后成為北大校部、文科和圖書館所在地。這座今天看似不起眼的小樓，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多個“第一”，留下了李大釗、毛澤東等一批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驅者的不朽足跡。
在這里，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走進中國大學。
1918年1月，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紅樓一層東南角的119號房間，是他曾經工作過的圖書館主任室。十月革命后，他思考著中國的命運，接連撰寫《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并振臂高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六卷五號開辟“馬克思主義專號”，《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是為這本專號特別寫作。這是中國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作比較系統、完整的介紹。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圖書館成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
自1920年起，李大釗率先在北大開設《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現代政治》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這是中國大學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正式列入課程。
這里見證了北京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誕生。1920年春，李大釗與陳獨秀相約，同時在北京和上海從事建黨的籌備工作。10月，李大釗在此組織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取名“共產黨小組”。11月，北京共產黨小組舉行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由李大釗任書記，陸續發展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張太雷等人加入。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北方的傳播，為在中國建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創造了條件。小組成員還通過出版工人通俗讀物、舉辦勞動補習學校、組織工會等方式團結工人力量，使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進一步結合。工人們這樣唱道：“紅旗一舉千里明，鐵錘一舉山河動，只要我們團結緊啊，沖破烏云滿天紅！”
北大紅樓附近還有三十余處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鐫刻下一段段紅色記憶
北大紅樓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個紅色文化帶，周圍有《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吉安所左巷毛澤東在京居住地、“亢慕義齋”舊址等三十余處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一個個看似尋常的街巷，記錄和見證著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真理、救國救民的不尋常歷程。
位于沙灘后街59號院的“亢慕義齋”，就是其中一處值得紀念的歷史舊址。
1920年3月，李大釗、鄧中夏等人決定組織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名叫“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研究會一開始是在秘密狀態下成立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大力支持研究會的活動，從北大借了兩間屋子給研究會做活動場所，一間做辦公室，一間做圖書室。他們給圖書室名副其實地取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即英文共產主義的譯音。
在馬克思主義初傳入中國時，國內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譯作很少，而條件簡陋的“亢慕義齋”，卻能得到大量豐富的藏書，如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惲代英譯的《階級爭斗》等，其中不易可想而知。這是中國先進分子執著追求真理的體現，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生動見證。
景山東街吉安所東夾道7號的一間小房，見證著青年毛澤東與北大紅樓的不解之緣。
1918年9月及1919年12月，毛澤東先后兩度來到北京。第一次來北京時，在楊昌濟引薦下，在北大圖書館里謀得一份助理員的工作。他在北大紅樓附近租了一間民房，每天只需走幾分鐘，就能從住所抵達工作地點。
紅樓一層西側的第二閱覽室就是毛澤東的工作地點。作為毛澤東直接上司的李大釗，成為影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啟蒙者。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19年底，毛澤東再次到北京，雖然沒有在紅樓內工作，但他的許多活動卻與之有密切關系，如常去“亢慕義齋”看書。對此，他回憶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在紅樓與馬克思主義結緣的，不止毛澤東一人。”在北大紅樓從事研究工作的黨史專家劉靜介紹，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有7人曾在紅樓學習或工作過。
透過革命舊址和一件件真實的歷史文物，能使觀眾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這段歷史所蘊含的精神力量
以北大紅樓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記載著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歷史，形成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
——救國救民、勇于犧牲的愛國情懷。
1919年5月4日，面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愛國青年挺身而出，誓言“國土不可斷送、人民不可低頭”，奏響了浩氣長存的愛國主義壯歌。
李大釗、陳獨秀認為，中國要革命、社會要徹底改造，僅靠一場運動、一股激情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須成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以完成“中國徹底的大改革”。他們率先提出從組織層面建黨的計劃，毅然投身于改變國家民族命運、為人民謀幸福的崇高事業中，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1927年4月6日，李大釗在北京被捕入獄。當面對生死考驗，他從容地選擇了為他認定的主義和事業獻出生命。在黨的早期革命活動中，高君宇、趙世炎、陳喬年、馬駿、鄧中夏……一大批革命先烈舍生忘死、前仆后繼，展示出了堅守信仰的高尚人格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品質，擦亮了中國共產黨人鮮紅的生命底色。
——堅定信仰、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和力度，沖擊了舊思想、舊觀念、舊體制，喚醒了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先進分子苦苦探索救國方案。他們認真研究、反復比較，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小組成員積極投入到與其他思想流派的斗爭，進行了“問題”與“主義”的論爭、關于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討論、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斗爭，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國的導星”。就這樣，以北京為中心，在中國日漸形成了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群體。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正是黨的早期革命者順應潮流，立足國情，以科學態度進行認真的比較、嚴謹的論證，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救國救民的真理，推動中國革命向著正確和光明的方向前進。
——動員人民、組織群眾的實踐精神。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人民的理論，更是實踐的理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無疑以知識分子為主，然而他們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
1920年1月，在李大釗的號召和組織下，北京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就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進行調查。1921年1月初，長辛店工人勞動補習學校正式成立，幾個月后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這顆北方勞動界的明星開始發光。
“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正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走出書齋、深入群眾，宣傳革命思想、開展革命斗爭、壯大革命力量，推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科學理論變成動員民眾、組織民眾、變革社會的強大物質力量。